1949年初，大特务周伟龙大特务周伟龙出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眼见国民党大厦将倾，他开始酝酿弃暗投明工作。这交通警察总队是原来中美合作所进行特务训练后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周伟龙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接受地方教育，进入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后转长沙求实中学完成学业。1920年代初考入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期间参与学生运动。1925年通过考试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接受军事训练，于1926年10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职，先任独立连教官，后升连长。该军由唐生智指挥，周伟龙在其中积累实战经验。1927年宁汉分裂时，他担任第八军宪兵营长，驻守汉口，负责维持军纪和治安工作。 1931年周伟龙升任中央宪兵第一团第一营长，军衔中校，同时兼汉口第八警察分局局长，还担任武汉禁烟检查处密查组长，参与打击鸦片贸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转入复兴社特务处任秘书，后升上海区区长，负责情报收集和反间谍活动。在法租界执行任务期间，组织忠义社委员工作，并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针对日伪势力开展破坏行动。 这时候的周伟龙，可不是脑子一热就想回头！1949年初的中国早已天翻地覆，三大战役刚结束，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打光，长江以北全成了解放军的地盘，南京政府里的官员们要么偷偷卷着金银珠宝跑路，要么托关系找后路，谁都知道蒋介石撑不了多久了。他手里的交通警察总队看着厉害，美式步枪、机枪配齐，还有不少从中美合作所出来的特务骨干，可骨子里早就散了架——士兵大多是抓来的壮丁，家里都等着和平过日子，没人愿意再为国民党卖命；基层军官也私下盘算，跟着蒋介石退守台湾，说不定哪天就成了炮灰，留在大陆顽抗，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 可别把周伟龙的选择当成单纯的“幡然醒悟”，这人在国民党体系里混了二十多年，早就摸透了派系斗争的门道。他黄埔四期出身，却早年跟着唐生智，后来转投特务系统，始终没挤进蒋介石的核心嫡系圈子，平时受够了嫡系将领的排挤打压。抗战时虽然打了些日伪，可战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他不仅没得到重用，反而处处受掣肘，心里早就憋着一股不满。如今国民党大厦将倾，他要是还跟着一条道走到黑，就算逃到台湾，也未必能有好下场，倒不如主动弃暗投明，既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能靠着手里的队伍争取宽大处理，甚至给手下的弟兄们留条活路，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清楚。 更关键的是，当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起义后不仅没被清算，还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个消息传到南京、上海，不少国民党将领都动了心。周伟龙也看在眼里，他知道解放军对真心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向来宽大，只要自己主动交出队伍，配合接管工作，就不用担惊受怕。而且他心里清楚，自己早年虽然做过特务工作，但抗战时确实针对日伪搞过破坏，也算有过一点正面贡献，只要态度诚恳，完全有机会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然，周伟龙的弃暗投明也没那么顺利，国民党特务系统早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更是放话，谁敢有异心就立刻秘密处决。他一边要稳住队伍里的特务骨干，防止有人告密；一边还要偷偷联系地下党，传递投诚的诚意，那段时间每天都提着脑袋过日子。可他没退缩，毕竟比起跟着国民党走向覆灭，冒险投诚才是唯一的生路。说到底，周伟龙的选择，既是时局倒逼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理性判断——不是突然良心发现，而是看清了大势，也摸透了自身的处境，知道什么选择才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争取更好的未来。 比起那些明知大势已去，还抱着“顽固到底”的幻想，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国民党特务，周伟龙无疑清醒得多。他没有被所谓的“忠诚”绑架，更没有被眼前的虚假利益迷惑，而是认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及时回头。虽然他早年的特务经历无法抹去，但主动弃暗投明的选择，终究避免了更多流血牺牲，也让一支装备精良的特务武装没有落到顽抗到底的境地，从这一点来说，他的选择还是值得肯定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