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要迎来转机？ 12月12日，日本卫生大臣宣布，将于12月14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中日韩卫生“部长级”会议。 此次会议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中断后的回归”。上次三国卫生部长齐聚，还要追溯到2019年12月的成都会议。 随后，全球经历了新冠疫情这场深刻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经历了显著变化。 在此背景下，任何常态化的多边协调机制得以恢复，其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 会议议题的“低政治性”与高共识度，为其创造了独特的对话空间，传染病防控、老龄化应对、数字健康。 这些关乎民众切身福祉的议题，超越了传统的地缘竞争叙事，更容易凝聚基于科学与现实的共识。 历史经验表明，从技术性、功能性领域入手，往往是复杂国际关系“破冰”的有效前奏。 再者，会议以中日韩三边形式举行，而非双边，提供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框架。 韩国作为第三方，既能发挥桥梁与缓冲作用，也折射出区域议题多边解决的现实需求。 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然生效的今天，三国如何在既有框架下深化务实合作，是共同面临的课题。 卫生合作看似专业，实则具备强大的“连接”与“溢出”潜力。 新冠疫情初期，中日韩曾通过特别外长会等形式，快速分享信息与经验，展现了危急时刻的合作本能。 此次部长级会议的制度化重启，旨在将这种应急反应升级为长效治理机制。 这种合作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为中日关系提供了除“安全对抗”与“经济互赖”之外的第三维度——功能性协作网络。 当高层政治关系遇冷时，由医疗专家、科研人员、企业组成的“第二轨道”交流，能保持社会层面的理解与联系，为整体关系注入韧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卫生与健康产业正成为中日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日本在高端医疗设备、药品研发及康养体系方面经验深厚，中国则拥有庞大的市场、快速迭代的数字医疗应用与强大的疫苗生产能力，韩国在生物技术与智慧医疗领域优势突出。 三方的互补性，使得合作不仅能应对公共卫生挑战，更能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当然，一次部长级会议无法瞬间化解所有结构性矛盾，历史认知、领土争端及外部环境等复杂因素，依然构成严峻挑战。 真正的转机，不会源于一次会议，而是源于持续、务实的具体行动。 东亚合作的智慧，或许恰在于“多车道并行”的务实精神，即使有些车道暂时拥堵，其他车道仍应保持通行。 卫生合作就是这样一条关键车道，它运输的不仅是药品与技术，更是互信与协作的习惯。 此次首尔会议，正是检验这条车道是否畅通的绝佳契机，如果三国能就建立区域性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医疗产品标准、共同应对老龄化等议题达成务实成果，将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即使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东亚国家仍有能力聚焦共同福祉，管理分歧，开展建设性合作。 这或许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转机”：它不是戏剧性的握手，而是无数专业、理性、持续的对话与行动所累积的轨迹。 当健康的议题成为连接的纽带，它所带来的希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持久。 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的回归，其深层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条可能超越传统对抗逻辑的路径：构建“功能性互赖”。 在全球化面临重构、地缘竞争加剧的时代，这种基于具体民生需求与合作利益的相互依赖，或许比宏大但脆弱的政治宣言更为坚实。 卫生领域的合作具有天然的说服力，因为它直面人类共同的脆弱性，疾病与衰老。 这种合作所产生的信任资本，虽然不会直接兑换为政治领域的让步，却能逐渐浸润两国关系的土壤，培养出一种“即使存在分歧，也不影响在可能处协作”的务实文化。 从长远看，中日关系乃至整个东亚的稳定，可能需要更多类似的“小步快走”策略，即在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对话艰难时，积极开拓气候变化、绿色经济、产业链稳定、人文交流等可合作领域，编织一张细密而富有韧性的合作网络。 这张网络不会消除所有矛盾，但它能增加误判的成本，提高冲突的门槛，使“脱钩”或全面对抗成为对所有参与者都代价高昂的选择。 此次会议可被视为一次重要的压力测试：测试在当下国际环境中，东亚国家是否还能保持务实合作的能力。 如果成功，它不仅能为区域公共卫生治理树立标杆，更可能为RCEP框架下的经济融合、乃至未来更广泛的区域对话注入宝贵的信心。 毕竟，转机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中，被一步步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