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三星、东芝等日韩电子巨头，阿迪、耐克这样的全球运动品牌，乃至佳能这类影像设备龙头，都纷纷关停中国工厂，将生产线或产能转移到越南，佳能更把部分产能分流至泰国。这并非单一企业的偶然选择，而是全球产业链调整背景下，企业结合成本、市场、贸易环境等多方面考量后的集体决策，把这些线索串起来，就能理清背后的门道。 曾经在国内扎根深厚的三星，早年在天津、深圳设有大规模生产基地，天津手机工厂巅峰时年产量占三星全球三成以上，深圳半导体封装测试工厂也是其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 但后来三星陆续关停天津手机组装工厂，将产能转移至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工业园区，部分深圳半导体产能也随之分流，如今越南已成为三星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台三星手机就有一台产自越南。 老牌日韩电子企业东芝，此前在长三角布局家电、电子零部件生产线，后来也收缩中国低附加值产能，把不少电子零部件生产线迁往越南，转而聚焦中国高端研发和高附加值产品销售。 阿迪、耐克的产能转移更为彻底，早年其核心代工厂集中在广东、福建，中国曾承担全球七成以上的阿迪、耐克服装和鞋履生产任务。从2015年前后开始，相关代工厂陆续在越南、柬埔寨建厂，品牌也顺势转移大量订单，如今越南已成两品牌全球最大生产基地，越南工厂出货量占阿迪全球近一半，耐克在越产能占比也超四成。 佳能则在2022年正式关停珠海打印机生产基地，这座曾是佳能全球最重要打印机生产中心、巅峰时员工超万人的工厂，相关产能被拆分转移到越南和泰国，佳能还在当地追加投资扩建生产线，意在进一步降低成本。 这些企业扎堆迁往越南、泰国，核心驱动力是“低成本”。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珠三角、长三角基础生产线工人月薪普遍达6000-8000元，叠加社保、公积金等配套成本，企业人力压力不小；而越南、泰国基础工人月薪仅2000-3000元，人力成本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对于手机组装、服装加工、打印机组装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占比高，迁移至东南亚可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利润。此外，东南亚多国为吸引外资，推出企业所得税减免、工业园区土地租金优惠、免费基础设施配套等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了吸引力。 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也推动了企业布局调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电子设备、服装鞋履等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最高达25%，抬高了企业出口成本；而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与欧美主要经济体签有自贸协定，出口商品可享低关税甚至免税待遇，能有效规避关税风险。 同时，中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鼓励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消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优惠政策，还提高环保、能耗要求，企业为降低合规成本，也选择将低附加值产能转移到监管相对宽松的东南亚。 不过无需过度解读这种产能转移，这并非中国制造业衰落，而是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中国早已脱离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阶段，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从原材料到成品组装、物流售后的体系优势，是东南亚短期内无法替代的。 且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三星、佳能等企业虽转移部分产能，却未放弃中国市场，反而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端产品。比如三星在西安建有全球最大半导体存储芯片基地，佳能也在北京、上海设研发中心针对性研发产品，本质是“东南亚低成本生产+中国高端研发销售”的全球化布局。 东南亚虽有成本优势，却存在诸多短板：产业链配套不完善，越南生产手机所需的芯片、屏幕等核心零部件80%以上依赖中国进口，推高物流和时间成本；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熟练工人缺口大，而中国产业工人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率更具优势，尤其在高端制造领域；部分东南亚国家环保监管宽松，企业易产生污染问题，未来合规成本大概率上升。 说到底，企业转移产能是市场规律、成本因素、贸易环境与自身发展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全球产业链分工调整的正常现象。这既不代表中国制造业衰退，也不意味着东南亚能完全取代中国地位，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东南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能，形成产业互补格局。这种转移反而能倒逼国内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聚焦核心技术研发，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