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俄的远东地区，会不会认祖归宗？答案很明了，正如金灿荣教授所说，面对一个有15亿

大俄的远东地区，会不会认祖归宗？答案很明了，正如金灿荣教授所说，面对一个有15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远东那7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迟早守不住。 中俄在远东的交集始于17世纪，1689年《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首个国际条约。 然而一个半世纪后，局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外东北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今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等重要港口。 这段历史在中国民间记忆中的温度，与俄罗斯官方的冷静叙事形成了微妙对比。 在莫斯科看来，这是合法的领土变更，而在许多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那是在国家积弱时期被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这种记忆的温差，为远东问题蒙上了一层复杂的情感面纱。 穿越历史迷雾，今天的远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挑战：人口与发展的双重压力。 这片占俄罗斯总面积45%的土地上，居住人口仅约8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一江之隔的中国东北三省，人口超过1亿。 这种人口失衡催生了自然而然的跨境互动，在远东的建筑工地、农场和市场中，中国工人与商人的身影越来越常见。 从哈巴罗夫斯克的建材市场到滨海边疆区的蔬菜大棚，经济上的“软性存在”正在改变远东的社会面貌，也引发了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担忧。 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务实，克里姆林宫深知远东的战略价值，近年来持续强化对这一地区的“锚定”。 东方经济论坛的设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建设、税收优惠政策的推出，以及不断加强的军事部署，无不显示莫斯科巩固远东的决心。 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棋局中，中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精妙的动态平衡。面对来自西方的共同压力，两国形成了日益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 从“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稳定的气流，到常态化联合军演的硝烟，这种合作已经深入到能源、军事、外交等多个维度。 在此背景下，关于远东归属的讨论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政策议程。 中国官方始终坚持尊重现有边界安排，事实上，中俄边境问题已于2004年通过补充协定得到彻底解决。 如今双方在边境地区推动的合作开发区，如连接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大桥，体现的是互利共赢的务实逻辑，而非领土变更的意图。 关于远东的前景，学界大致有三种不同思路： 一种观点关注人口与经济的基本面，认为长远来看，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辐射力可能逐步改变远东的力量平衡。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指出俄罗斯完全有手段维持对远东的控制力，资源投入和军事存在是比单纯人口数量更为关键的因素。 第三种也是较为折衷的观点认为，远东最可能的未来不是简单的归属变更，而是形成一种新型的跨境融合区。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深度互联，但政治主权保持现状。欧洲的跨境合作区模式或许能提供有益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国际法律体系对领土变更设置了极高门槛。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领土完整原则，以及现代国际法对“领土时效取得”原则的严格限制，使得单纯的人口流动或经济影响很难构成领土变更的合法基础。 远东议题本质上折射出人类如何处理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的永恒难题。 在我看来，关于这片土地的讨论需要跳出“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以更富创造性的视角探索可能性。 历史上的边界变动往往伴随着权力的不对称，但简单的历史修正主义可能开启无尽的冲突循环。 现代国际关系的进步之处，恰恰在于能够在承认历史复杂性的同时，基于现实构建稳定秩序，中俄通过和平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正是这一智慧的体现。 在全球互联的时代，主权概念本身正在经历深刻演化。 欧盟内部的人员、资本自由流动，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实践，都展示出国家间可以建立深度互联而不涉及主权变更。 远东或许会发展出独特的合作范式，在经济生态上深度融合，形成互补型区域经济圈，而在政治与法律层面保持现有框架。 再者，技术与治理的进步正在重新定义领土控制的内涵。 传统上，人口密度是衡量领土控制的重要指标，但现代监控技术、远程管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发展，使得国家能够在人口稀少区域维持有效治理。 俄罗斯在远东的军事部署与基建投入，正是这种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体现。 尤为重要的是，远东问题应置于人类共同发展的框架中审视。 这片资源丰富却人口稀少的土地，如何为区域乃至全球福祉作出贡献？ 若中俄能围绕远东开发构建可持续的合作模式，遵循互利共赢原则，不仅将惠及两国人民，也可能为全球资源合作提供新思路。 关于远东的讨论，其价值或许不在于预测某个具体结局，而在于促使我们思考更深层的问题，人类如何以智慧化解历史遗留的复杂议题？ 在全球互联的时代，如何重新构想主权与合作的关系？如何让土地不止于权力的象征，而成为共同发展的平台？ 远东的辽阔天地，见证过帝国的兴衰，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如今站在新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