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 那会儿的中国爸妈，最怕听见孩子发烧。 不是普通感冒，是腿突然不会动了，一辈子站不起来的那种。 江苏南通一个夏天就倒下近千个孩子，医院走廊里全是哭声，家长抱着瘫软的孩子跪在地上磕头，求医生给条活路。 病毒像长了翅膀，从南通飞到北京上海，29个省市都出现了病例。 那会儿没有特效药，孩子一旦瘫了，就只能拖着一条腿在地上爬。 顾方舟看着病房里那些蜷在角落的小身影，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病毒学家，把实验室的灯熬了个通宵。 他带着二十几个人在昆明找了间破屋子，就一台离心机转啊转。 美国的疫苗要天价，咱们买不起也等不起。 鸡胚培养病毒时味儿大得呛人，研究员们一边吐一边记数据，有人累得直接趴在实验台上睡，醒了继续干。 猴体试验成功那天，顾方舟盯着培养皿发呆。 按规矩得找人试药，可谁愿意把自家孩子送来？他半夜摸进儿子房间，看着小脸红扑扑的，咬咬牙把疫苗喂了进去。 妻子知道后哭着捶他，他就蹲在地上，一句话不说。 七天后儿子烧退了，他抱着孩子手抖得厉害。 后来同事们也把自家娃带来了，楚雄农村的老乡们看着这些城里来的科学家敢拿自家孩子试药，才把娃们送来。 糖丸做出来那天，孩子们追着医生要，说比过年的糖还甜。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来考察，看着档案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接种记录，宣布中国再没有这种病了。 顾方舟晚年总坐在窗边看夕阳，手里攥着颗糖丸模型。 他说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值得。 那颗融化在无数孩子嘴里的糖丸，现在还躺在国家博物馆。 玻璃柜里的糖纸微微泛黄，旁边放着顾方舟给儿子量身高的尺子，刻度停在1米78。 有些守护不用刻在纪念碑上，就藏在每个挺直腰杆走路的背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