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的名字始终与“争议”二字绑定。有人奉他为扭转时局的民族英雄，赞其东北易帜的家国大义与西安事变的惊天魄力；也有人斥他为丢失故土的千古罪人，骂其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之过。而以“敢戳真相”闻名的李敖，对这位东北少帅的评价充满矛盾与张力——他既称张学良是“用半生自由换民族转机”的勇者，又痛批其“糊涂抉择改写国运”的懦弱。百年过去，这场关于功过的争论仍未停歇，张学良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或许从李敖的犀利评点中，能窥见这段历史最复杂的原貌。 李敖在《做张学良研究》中直言：“张学良的一生，是被两大功绩抬上神坛，又被一大过失拽入泥潭的一生。” 1928年，张作霖死于日军暗算，27岁的张学良临危受命。彼时日本威逼利诱，承诺只要张学良宣布东北“独立”，便支持他坐稳“东北王”的宝座。但李敖强调，这位年轻少帅展现出超越时代的清醒：“他没有选择做军阀，而是选择做中国人。”同年12月，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终结北洋军阀割据局面，实现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在李敖看来，这份牺牲私利成就大义的格局，在当时军阀中独一无二。 如果说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的“立世之功”，1936年的西安事变便是他“改写国运之壮举”。彼时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士兵高喊“打回老家去”，不愿在西北内战中自相残杀。李敖写道：“张学良的兵谏，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民族存亡。”在多次劝谏无果后，他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迫使南京政府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这场豪赌，张学良押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东北军的命运，李敖盛赞此举“撬动了整个中国的抗日格局”。 然而，张学良的功绩再耀眼，也无法掩盖九一八事变的“致命污点”。1931年，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炮轰北大营，东北军数十万兵力本可一战，却最终撤出沈阳，短短四个多月，东北三省沦陷。 关于“不抵抗”的责任，历史上长期有“蒋令张行”的说法。但李敖查阅史料后提出异议：张学良晚年受访时直言“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蒋介石日记也显示，事变次日他才得知消息，并无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记录。李敖毫不留情地指出：“作为守土之将，即便有上级指令，也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而非拱手让出祖宗基业。”他认为，张学良的误判纵容了日军野心，这份罪责无法洗白。 更让李敖惋惜的是张学良的晚年境遇。西安事变后，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软禁五十年。李敖探访发现，这位昔日英雄晚年竟对囚禁自己的蒋介石渐趋温和，直言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悲哀”。 更具争议的是张学良的人生遗憾。李敖认为，张学良至死都“死不瞑目”：未能为父报仇、未回东北祭拜张作霖；与赵四小姐的“千古绝恋”被他戳穿为“将就度日”；毕生未能实现收复东北的报国之志。但也有反对者认为，所谓“死不瞑目”不过是李敖的主观臆断。 如今，百年光阴流转，关于张学良的争议仍未平息。有人说他功大于过，两大功绩改变近代史；有人说他罪不可赦，不抵抗带来民族灾难。李敖为张学良的幽禁鸣不平，却也不回避其决策失误。 或许，张学良本就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有英雄的魄力与担当，也有凡人的迷茫与过错；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命运的囚徒。这场争论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正是这份争议，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审视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 历史人物 张学良 历史争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