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要吸取从甲午战争到918再到77事变的经验教训。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甲午战争本质上并不是中日突然爆发的冲突，而是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路线的必然结果。彼时的日本已经形成清晰的国家战略：通过战争改变国运，通过军事扩张争夺生存空间。 而清政府虽然在外交上察觉到危险，却始终抱着“避免冲突”“息事宁人”的心理，希望用妥协换取时间，结果却换来了国力被系统性掠夺、主权被反复践踏。那一战之后，日本不仅尝到了战争红利，更确认了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缺乏以战争为最终选项的国家意志。 进入20世纪，这种判断并没有被日本修正，反而不断被强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军事冒险。 日本国内当时经济承压、政治激进势力抬头，对外转嫁矛盾成为共识。但中国方面的反应，依然是克制、忍让、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已经失去对东北的实控，却仍在国际会议桌上争取所谓“公理正义”。结果是，日本在东北完成军事占领、建立伪政权、整合资源，为后续全面侵华打下基础。 到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局部蚕食，而是将战争升级为全面侵略。值得警惕的是，在此之前，中国并非没有看到风险，也并非完全没有军事准备，但整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预设，依然是“避免全面冲突”“以退换稳”。这种思路在和平时期看似理性，在对手明确选择战争路线时，却会被迅速放大为结构性弱点。 最令人反思的，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从未系统性地设想过“如果日本选择极端道路，中国该如何从根本上应对”。无论是军事规划、社会动员，还是国家心理建设，都更多是防御性的、被动反应式的，而非主动威慑式的。这种缺位，使得日本在战略判断上始终低估中国的反制决心，也高估了自身冒险的成功概率。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长期强调和平、仁义、克制，这本身并非缺点，甚至是文明高度的体现。但问题在于，当这种价值观没有与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和明确的战略底线相配套时，就容易被外部势力误读为“没有底线”“不会反击”。历史反复证明，真正能够守住和平的，并不是单方面的善意，而是让对方清楚地知道，战争的代价远远大于收益。 战后几十年，中日关系在国际格局变化中不断调整，中国始终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主张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始终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战争责任的声音，甚至在安全政策上不断突破战后限制。这些动向之所以值得高度警惕，正是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一旦错误判断再次出现，后果往往不是局部性的。 历史从不要求复仇，但一定要求清醒。吸取教训的意义，不在于沉溺于仇恨，而在于建立足够清晰的战略认知：任何国家，如果只强调退让与善意，却缺乏明确的底线和准备，最终换来的往往不是尊重，而是试探与进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