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朱其升出生在湖北大冶一个贫苦铁匠家庭，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打铁手艺，生活条件艰苦，常常为生计奔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十八岁的他离开家乡，前往长沙谋求出路。那时长沙作为革命浪潮中的城市，聚集了许多寻求机会的年轻人。朱其升在当地做些零工维持生计，偶然遇到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青年毛润之，后者希望加入湖南新军却缺少担保人。朱其升主动提供帮助，两人一同报名入伍，进入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同一班中还有士兵彭友胜，三人很快建立起深厚情谊。在军营中，他们共同经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日常事务，朱其升作为年纪稍长的成员，常常在生活上给予支持。新军时期的环境要求士兵适应集体生活，这段经历成为他们各自人生的重要起点。 湖南新军是清末军队改革的一部分，旨在训练现代化部队，朱其升和毛润之的入伍正值革命高潮。军营训练包括步枪射击、队列行进和基本战术演练，三人分担任务，互相协助。彭友胜在其中也发挥作用，帮助协调班内事务。1912年初，南北议和达成，新军面临解散，每人领取三个月饷银后遣返家乡。毛润之选择退伍，转向求学和革命活动，朱其升则返回湖北，继续从事铁匠工作。彭友胜同样回归乡村生活，三人从此失去联系。朱其升在家乡继承父亲铁铺，靠打铁和修补农具维生，娶妻生子，过上稳定的农村生活。新中国成立前，他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变迁，这些事件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产。 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其升已年过半百，仍在大冶镇上经营铁铺。那时全国推广领袖画像，家家户户张贴毛主席照片。朱其升偶然注意到这些画像，认出那是当年军营中的毛润之。三十九年的分离让这段记忆尘封已久，但他确认无误后，决定尝试联系。他找镇上识字的先生代笔，写信寄往北京，信中简要叙述新军时期的往事和个人近况。信件发出后几个月，收到来自中南海的回信，毛主席在信中称呼他为其升兄，回忆起军营点滴，并附上小额款项作为支持。这笔钱来自毛主席的稿费，旨在鼓励朱其升在新社会中发挥作用。朱其升收到回信后，用这笔资金启动创业计划，选择创办一家油布伞厂，因为南方乡村对雨伞需求较大。 和平油布伞厂位于大冶镇上，由几间平房改造而成，朱其升利用铁匠技能制作伞架，并采购油布材料。厂子初期规模小，雇佣当地手艺人参与生产，产品主要供应周边乡镇。伞厂名称取自和平，体现了时代主题。朱其升亲自参与管理，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检验，确保质量可靠。伞厂逐步发展，口碑传播到附近县市，销量增加。1952年，朱其升受邀参加北京轻工业工作会议，这是他首次进京。会议期间，他在中南海见到毛主席，两人重逢后交流伞厂情况。毛主席再次提供五百元资金支持，用于厂子扩建。朱其升返回家乡后，购置新设备，改善工人条件，并招收年轻徒弟学习手艺。伞厂由此进入稳定增长阶段。 伞厂的产品以实用为主，油布伞在雨季特别受欢迎，当地农民和城镇居民成为主要客户。朱其升注重技术改进，尝试优化伞骨结构，提高耐用性。厂内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涂油布，有人组装伞柄，生产流程逐步规范。1954年夏末，朱其升携带伞厂照片再次赴京，向毛主席汇报进展。毛主席对伞厂发展表示肯定，鼓励继续贡献力量。朱其升此行获得更多指导，返回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伞厂雇员增加，涵盖周边村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朱其升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对外宣扬与毛主席的旧交，信件资料锁在家中柜子。伞厂经营中，他强调集体利益，分配收益时考虑工人需求。 彭友胜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务农，生活朴素，与朱其升偶尔通信。两人回忆新军往事，感慨时代变迁。朱其升的伞厂成为当地小工业代表，参与乡镇经济建设。1956年，朱其升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厂子由儿子朱青接手，继续生产油布伞。朱青继承父亲作风，维持厂子运转，避免衰落。伞厂在后续年代适应市场变化，产品类型略有调整。朱其升的经历被当地党史资料记录，体现普通人与领袖的联系。这段历史源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旅情谊，跨越解放前后。毛主席的回信和资助体现了关怀基层的态度。伞厂的建立反映了新中国初期个体创业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