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1940年，炮火已经烧遍大半个中国，三十六岁的林徽因却不得不放下北平的一切，带着年迈的婆婆、年幼的儿女和营造学社的一众同事，沿着战火背道而行，一路南下。原以为只是两三年的暂避，她和梁思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走，竟把家安在四川宜宾附近的小镇李庄整整六年。 从北平到长沙、昆明，再到李庄，每一步都离熟悉的世界更远一点。昆明物价飞涨，她拖着本就不好的肺，在山坡之间往返几趟去云南大学教英语，只为补贴家用；梁思永上街卖旧衣，林徽因连手表、钢笔也拿去变卖。 到了李庄，潮湿阴冷、物资匮乏，儿子梁从诫光着脚去上学，桌上只有糙米配野菜，她只好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一家人补衣裳。 李庄的空气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静养”，反而让她的肺病彻底反复。高烧、咳嗽、胸闷，成了日常。小镇缺医少药，每次病情加重，她只能靠一条条冰凉的毛巾熬过去。身体一天天消瘦，曾经那个光彩照人的“林下美人”，在镜子里只剩下凹下去的眼窝和突出的颧骨。 更残酷的是，战火并没有因为她远离前线而放过她。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室被水淹，夫妻俩战前多年奔走山野、骑驴上房梁绘就的古建筑测绘资料全毁无余，这是他们用脚和手换来的心血。那天，他们抱头痛哭，仿佛不只是失去资料，而是失去了与旧世界最后的联系。 紧接着，前线传来弟弟林恒在空战中牺牲的噩耗。这个自小跟着她生活的弟弟没再回来，她一边咳血，一边写下《哭三弟恒》，那句“国破家亡”的沉重忽然变得清晰可触。此时的她，不但要撑起家里十几口人的吃穿起居，还要在病床上接受亲人接连离去的现实。 物质上的窘迫终于逼得她第一次向远方伸手。那封写在发黄薄纸上的信，没有抱怨，只有一句平静的请求：“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开锅了。” 纸面上字迹挤得密不透风，连最后一点空白也被剪下留用，她还画了幅“梁氏招待所”的漫画，自嘲家里挤满亲友。轻描淡写之下，是一个才女被生活逼到墙角的狼狈。 费慰梅看懂了这层狼狈，很快汇来一百美元，又张罗起她赴美治病的计划，给这位病中好友递上一张远离战火的“船票”。 可林徽因婉拒了。她用尽全力把理由讲得平静：在祖国遭难的时候，她不愿做逃离的“中国白俄”，不愿在李庄的阴雨和贫穷背后，是自己转身投入海外的安稳。 于是在李庄，一个几乎只能下床小范围活动的病人，重新选好了自己的位置。她放弃了对“命运不公”的追问，给自己定下一条看似简单的生活准则：“快乐就享受，痛苦就忍受，困境就熬过去。人生这碗中药汤你逃不掉的，总要喝掉。” 她把自己关进书本和稿纸里，从汉代典籍翻到西方小说，从建筑构件研读到服饰制度，一边为《中国营造学汇刊》操持复刊，一边手把手带年轻人做研究，在病床上写出十万字建筑史手稿。 1945年，抗战胜利的电报传到李庄，小镇沸腾了。医生一再叮嘱她要静养，她却难得精心打扮，穿上久违的漂亮衣服，让人抬着滑竿进镇，挤进人群里同声呐喊。她去女儿所在的同济中学看望，和孩子们一起吃面、喝茶，看排球赛。 那几天，她仿佛从“湿淋淋的母鸡”变回了那个会为一朵花、一座塔写诗的女子，用尽力气去拥抱久违的轻松。 离开李庄那年，医生告诉她，最多还能活五年。她却又硬生生熬出了十年。那不是奇迹，而是她用一个个被咳嗽打断的夜晚、一道道被冷水浸湿的毛巾、一封封写给远方朋友的长信换来的。 回头看，李庄六年像一场漫长的重病，把林徽因从“才女神话”拉回到普通人的位置：她会为钱发愁，会为亲人担心，会在绝望里想要逃开，却最终选择咬着牙和命运对耗。她没有离开这片土地，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建筑的根留在了战火之后的废墟上。 也正是在那个潮湿逼仄的小镇上，她把人生那碗苦涩的“中药汤”一点一点喝干，苦味还在嘴里，她却已经从中熬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