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马承源在香港的一家古玩店闲逛，看到角落里有一套青铜编钟。马承源问价，店主暗喜，直言道：“六万港币，你要的话五万。” 事情发生在一间并不起眼的古董店角落，那日马承源忙完公事，拉着朋友随意闲逛，眼神却犀利地扫过那一层层堆满灰尘的杂货，突然，他的目光锁定在几件备受冷落的青铜器上，这是一组看起来颇有年头的编钟。 在这组编钟旁边，其实早就有过无数行家驻足，但最终都摇着头带着嘲弄的笑容离开，因为这组器物上有一个“致命的破绽”：也就是上面的铭文，在所有专家的固有认知里，西周青铜器的铭文历来都是“铸”上去的，甚至当时盛传的鉴定铁律是文字必须由模具成型。 字口圆润甚至突出，而眼前这套编钟，上面的字竟然是“刻”上去的，也就是所谓的冷加工，要知道，要在坚硬的青铜上刻字，没有高硬度的铁器或钢刀根本做不到，而学术界公认西周根本没有冶铁技术，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造假者没做功课，留下的低级笑话。 唯独马承源蹲在角落里，越看越心惊，他并没有被那个“常识”吓退，而是调动了另一种感官，听觉，作为礼乐重器，编钟最重要的灵魂是音律，如果这是后人为了卖高价而在无字的真钟上乱刻，刀斧的震动势必会破坏原本精密的音律结构。 然而，这些刻痕虽然深入铜骨，却避开了所有发音的关键部位，布局考究到了极点，哪怕是在千年后的今天敲击，音色依然纯正宏亮，除了音律，还有一点让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如果真有人为了造假去刻字，既然手艺能逼真到骗过他的眼睛。 为什么偏偏要在“铸字还是刻字”这种连外行都知道的基础常识上犯错，这不符合逻辑，除非，所谓的“常识”本身就是错的，这种反直觉的判断让他在那一刻成了“孤勇者”面对随行朋友的劝阻和周围懂行人的白眼。 他甚至捕捉到了店老板原本有些忐忑、在得知他想买后瞬间转为“终于把垃圾甩出去了”的暗喜神情，一场并不激烈的博弈后，马承源从六万砍到五万港币，买下了这堆“没人要的破烂”在九十年代，五万港币堪称巨款。 如果不幸打了眼，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一代大师的名誉扫地，这十四件编钟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马承源顶着压力背回了上海，果不其然，1992年回到上海博物馆后，迎接他的不是掌声，而是一场近乎羞辱的学术围攻。 甚至有同行在会议室里直言不讳：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西周哪来的钢铁刻刀，这就是拿国家的经费买了一堆现代工艺品，哪怕马承源反复强调钟身的音律和包浆无法伪造，但在“西周无铁”这个铁板钉钉的历史定论面前，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通深夜打往北京的电话，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马承源，拨通了老友邹衡的电话，邹衡当时是考古界的另一位大拿，正负责山西“晋侯墓地”的发掘工作，电话里，马承源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诉苦。 只是复述了那编钟上“奇怪”的铭文内容：上面记载了“晋侯稣”追随周厉王去征讨东方的一场叛乱，听到这里，电话那头的邹衡突然呼吸急促起来，他反问了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铭文上的故事，是不是没有讲完就断了。 这一问，让马承源愣在了当场，因为这套编钟最让他困惑的一点，正是上面的铭文叙事突然戛然而止，不仅没有结尾，仿佛整段历史被人硬生生掐断了，真相在这一刻完成了惊人的闭环，原来，邹衡所在的晋侯墓发掘现场，此前遭到了一波猖獗的盗墓贼洗劫。 盗洞精准地打入了墓室，大件珍宝被洗劫一空，只有两件体型极小的编钟因为深埋泥土而被盗墓贼遗漏，这仅仅残存的两件小编钟上，恰好也刻着一模一样手法的铭文，当那两件出土的小钟与马承源从香港抢救回来的十四件大钟放在一起时。 无论造型、纹饰、氧化程度，还是那被学术界诟病的“凿刻铭文”竟然严丝合缝地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十六件编钟，而钟上那中断的历史记载，也在两地拼合后读成了一篇完整的《晋侯稣钟》铭文，总计355字，详细记录了那场被历史遗忘的战争。 这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所有墨守成规的人，这套名为“晋侯苏钟”的国宝，不仅不是赝品，反而是颠覆历史的铁证，它上面的凿刻痕迹无可辩驳地证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能在青铜上刻字的钢铁冶炼技术。 这直接将我国的冶铁历史向前推进了整整五百年，当年的笑话，如今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特级文物名单，若是放到今天的拍卖市场上，这套身价恐怕早已突破十四亿，甚至可以说是无价。 那个在香港街头花五万块钱“买教训”的老头，终究是用他毒辣的眼光，为中华文明“捡”回了一段失落了三千年的历史。 信息来源：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