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于是，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 牢房里的月光把朱君友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把那件打了三块补丁的棉袍递给隔壁牢房的难友时，指尖还沾着白天被审讯时蹭到的血污。 "留着比烧了强。 "他说得轻描淡写，就像在交代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家事。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成都"朱半城"地主家出生的少爷，会在这种地方迎来人生的最后一夜至少他自己是这么以为的。 朱君友的外公是刘沅学说的追随者，小时候总教他摆弄那些养在陶盆里的菊花。 "菊有傲骨，但要懂藏锋。 "老人修剪花枝的剪刀咔嚓作响，这话后来成了他革命生涯的注脚。 1938年中学毕业那年，他带着几个同学在祠堂里办起抗敌宣传团，把家里准备给他留学的钱全买了油印机和纸张。 那些印着"还我河山"的传单，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飘了整整三年。 四川大学法律系的毕业文凭被他压在箱底，范朴斋介绍他加入民盟那天，他正在账本上一笔笔核对着盟员的捐款。 法律条文里的"公平""正义"，在那个年代突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每天深夜，他把收音机藏在米缸里收听广播，把零碎的军事情报用蝇头小楷抄在油纸上游，再塞进竹筒交给联络人。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三年。 1949年11月的成都已经很冷了，玉带桥茶馆的老板娘递给他一杯热茶时，他注意到窗边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正盯着他。 被捕那天他身上还揣着刚整理好的敌军布防图，鞭子抽在背上的痛感，反倒让他突然清醒不能把情报藏的位置说出来。 狱友廖成林后来回忆，朱君友被反绑在房梁上时，嘴里还哼着《松花江上》的调子。 12月6日傍晚，看守突然打开牢门。 朱君友把贴身藏着的怀表摘下来，塞进难友手里："这个能换点药。 "他不知道，此刻他妻子的弟弟正揣着两箱金条，在特务机关门口和刽子手们讨价还价。 第二天清晨，当32名战友的鲜血染红十二桥的土地时，他正蜷缩在一辆运煤车的夹层里，听着远处隐约的枪声，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后来朱君友成了十二桥惨案纪念馆的常客，每次去都要在杨伯恺烈士的照片前站很久。 他整理的难友遗物清单现在还锁在纪念馆的保险柜里，泛黄的纸页上，那件他送出的棉袍被记录在第17行。 我觉得这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却把同志安危刻在心上的坚守，正是那个年代革命者最动人的底色。 如今十二桥边的银杏树叶又黄了，常有老人带着孩子在纪念碑前驻足。 朱君友晚年整理的《狱中日记》里，最后一页还夹着半片干枯的菊花瓣那是1949年深秋，他从牢房窗台上摘下来的。 这片花瓣见证过最黑暗的时刻，也见证着一个幸存者用一生践行的承诺：只要记得，就不算真正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