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王范被连降十级，愤恨之下向中央写下217个字的绝命书，不久后吞枪自尽，信上写道：“我尽了最后的努力，洒尽最后的热血，以一死为党尽忠！” 信件送出时，事情远没有画上句号。那一年，上海政法系统内部正在反复讨论一批历史遗留案件的处理尺度。 王范以时任上海市检察机关负责人的身份，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区分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问题，不能简单用政治标签替代证据判断。这种意见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源自多年政法实践形成的判断。 会议结束后，气氛并不紧张，但数周之内，组织决定接连下达，王范的职务被迅速下调，级别一路下滑，最终被安排离开原有岗位。 在那之前，王范已在政法领域工作近二十年。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政权需要尽快建立检察制度，以监督司法、规范执法。 王范被选中主持相关工作，原因并不复杂：在延安时期，王范长期从事保安和审查事务，熟悉调查流程，又以谨慎闻名。 担任检察负责人期间，王范多次要求下属反复核对证据来源，哪怕案件已经形成定论，也要再查一次原始材料。 有人私下觉得这种作风拖慢进度，王范却坚持认为，一旦判错，后果无法挽回。 这种态度并非在建国后才形成。1937年到延安后，王范被分配进入边区保安系统。当时延安人员流动频繁，敌对势力渗透严重。 王范参与执行一套较为严格的审查方法，通过履历核对、社会关系追溯和生活细节比对甄别身份。延安内部后来总结经验时，明确提出反对刑讯逼供，强调调查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 王范正是这一原则的执行者之一，也因此被评为锄奸模范。 更早之前，王范的人生已多次被推到危险边缘。1920年代中期，王范在江苏如东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当地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王范被捕入狱。 在狱中数年，面对审讯与威逼，王范始终未供出组织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国共合作，王范获释并辗转前往延安。正是这段经历，使王范对“纪律”和“底线”形成近乎固执的理解。 回到1958年，被调离岗位后的王范并未立即失去信心。根据后来的材料，当年下半年，王范仍按要求到地方报到，参与一般性事务处理。 然而随着政治气候变化，原有的工作逻辑被迅速打破。过去强调证据和程序的做法，被视为消极保守。王范意识到，自己熟悉的那套规则正在失效，而他又无法适应新的表达方式。 进入1960年代后，王范逐渐淡出核心岗位。熟悉他的人回忆，王范话变得很少，却仍坚持阅读政法文件，在笔记本上记录只言片语。 1966年后，原有秩序被打乱，多名老干部受到冲击。王范并未卷入具体纠纷，却亲眼看到多年坚持的原则被否定，内心承受极大压力。有人劝王范放下执念，但王范无法接受这种转变。 王范在信中反复提到“努力”“尽忠”，却几乎不谈个人遭遇，字句冷静，却显出决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