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科学家皮特·克拉克1月1日关于中国的发文引发热议。克拉克写道：“中国生产了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75-80%的电池、60-65%的风力涡轮机部件和55%的全球粗钢产量。这比紧随其后的15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中国仍在每月投产6座最先进的燃煤电厂，年产能达到50-80吉瓦——这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清洁的燃煤电厂。 这组数据不是随便编的，是对全球产业格局的真实反映。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起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从光伏产业的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到组件制造，每个环节的市场份额都排在全球第一。 2024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规模突破235GW，已经连续四年出口额超过2000亿元。单是光伏产品，每年就能为全球提供2000亿度左右的清洁电力，差不多相当于25座核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再看电池领域，不管是电动汽车用的动力电池，还是储能电池，中国不仅产量占绝对优势，在能量密度、使用寿命和安全性这些核心技术指标上，也处在世界前列。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77.6%，出口量全球第一，这背后全靠强大的电池产业在支撑。 中国能在风力涡轮机部件上占这么高的比例，也离不开在风电技术上的不断突破。现在中国的兆瓦级风电整机，已经有了好几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熟技术路线。 过去十年里，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年新增装机规模，先后突破了1亿、2亿、3亿千瓦。目前风光装机总量占全球近一半，新增装机量更是占了全球六成。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中国对新能源产业的持续投入和技术创新。中国也因此成了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就提到，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了60%多和80%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给中国的创新、制造和工程能力。 克拉克提到的55%全球粗钢产量占比，也能看出中国在基础工业领域的扎实底子。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粗钢产量的优势，为中国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了有力支持。 不过近年来中国主动调控粗钢产量，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生产粗钢7.46亿吨，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还是稳稳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这种规模优势，也保障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文章里最引发讨论的，是克拉克关于中国燃煤电厂建设的表述：“中国仍在每月投产6座最先进的燃煤电厂，年产能达到50-80吉瓦——这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清洁的燃煤电厂。”这句话让不少对中国能源转型有误解的人，重新看清了事实。 中国现在建的燃煤电厂，不是传统的高污染项目，而是以高效清洁为核心的先进产能。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的650℃高效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是全球参数最高的燃煤发电技术。 这项技术用的是自主研发的高温合金新材料，关键技术完全是自己掌控的。和现有的机组比起来，发电效率提升了大约4%，每度电的煤耗平均降低10%左右，单台机组每年能减少大约4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更关键的是，中国新建先进燃煤电厂，并不是要否定新能源发展。这是基于能源安全和转型现实的理性选择。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风电、光伏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对电网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先进燃煤电厂慢慢变成了电网的调节器、备份源和系统稳定器。在风光资源充足的时候，它们就压低负荷甚至停机备用；到了夜间、无风或者枯水期，就能快速响应、满负荷发电保障供应，和新能源形成互补协同。 这种“新能源为主、传统能源兜底”的发展模式，既保障了能源供应安全，也为实现深度脱碳争取了时间。 克拉克的文章之所以引发热议，核心就是他用客观数据，打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能源转型的片面认知。法兰克福金融发展中心董事总经理胡博思就说过，中国不仅完成了最快的工业化进程，在绿色转型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样的速度让人惊叹。 事实上，中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也在推动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这种双轮驱动的转型路径，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国际社会也慢慢认识到，中国在全球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优势，不仅推动了本国的能源结构优化，还通过技术输出和产品出口，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帮助更多国家实现减碳目标。 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境外绿色低碳能源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传统能源投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就强调过，中国的新能源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希望。 克拉克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现实的有力证明。现在全球都在共同推进碳中和，理解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逻辑，尊重中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转型路径，才是推动全球绿色合作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