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1079 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政敌陷害，从正七品的湖州知州被贬为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这不仅仅是官职的降低，更让他陷入了绝境 —— 朝廷直接取消了他的俸禄，而且不允许他参与公务，实际上就是个被监管的政治犯。 1080 年，苏轼带着家眷迁到湖北黄冈，初到黄州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先借住在当地的定惠院，跟着僧人一起吃素食。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多次提到，自己到黄州后收入断绝，家里人口又多，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甚至常常缺少粮食。 为了活下去，苏轼只能想办法自救，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黄州城东开垦了六亩荒地，亲自耕种劳作，这就是 “东坡” 的由来。 那段时间，他身边的仆从越来越少，这些人有的离散了，有的去世了，还有的说法是，被苏轼亲手送给了别人，其中就包括一位随身的小妾。 相传这位小妾是自愿跟着苏轼南下黄州的，可面对实在撑不下去的家境，苏轼最终还是把她送了出去，换了一些银两来补贴家用。有人问起这位小妾的去处，苏轼只说了四个字：“人各有命。” 苏轼送妾的说法，放在整个北宋的社会背景下看，并不是偶然。在当时的社会制度里，小妾的地位非常低下，和正妻有着天壤之别。 北宋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宋刑统》里有明确规定，正妻的地位受法律保护，如果有人把正妻当作小妾，或者把婢女当作正妻，都是要被判刑的。但小妾就不一样了，她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保障，甚至不被当作正式的家庭成员。 按照当时的规定，小妾没有分割家产的权利，就算丈夫去世，也不能继承任何财产。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正妻如果惩处小妾，就算造成了伤害，所受的刑罚也非常轻。 《宋刑统・斗讼律》里就写着，丈夫打伤妻子，刑罚比打伤普通人轻二等，但如果打伤小妾，刑罚还要再轻一等；要是正妻杀死小妾，处罚和丈夫杀死妻子的规定一样，要是过失杀死，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小妾的人身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被当作物品交换也就成了可能。 其实在古代，把小妾当作物品交换、赠送的情况并不少见。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曹彰为了得到一匹稀有的汗血宝马，就把自己家里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妾送给了西域商人；到了唐代，白居易也常把身边年老色衰的小妾送人或者卖掉，在他看来这都是很平常的事。 这些事例都说明，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小妾只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她们的意愿和命运根本无人在乎。 再回到苏轼的经历上，他当时的困境确实超出常人想象。根据史料记载，苏轼被贬黄州之前，每月俸禄就超过四十千，家里的田租收入足够一百八十多人一年的口粮。 可到了黄州后，他只能靠耕种六亩薄田维持生计，甚至要卖掉家里的酒器来换取衣食。他在《寒食雨二首》里写道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描绘的就是当时缺衣少食的艰难处境。 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把小妾送出去换钱补贴家用，虽然残酷，却也是当时很多陷入绝境的家庭会做出的选择。 有人可能会觉得，苏轼是大文豪，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但要知道，苏轼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摆脱不了当时的社会观念。 而且关于他送妾的说法，并不是后世杜撰的，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翰林学士孙觌，都曾自称是苏轼送人之妾所生的后代。 这些记载虽然不是正史里的核心内容，却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件事的可能性。苏轼说的 “人各有命”，看似平淡，却藏着太多的无奈，既是对小妾命运的感慨，或许也是对自己无力改变处境的自嘲。 说到底，古代小妾被当作物品交换的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封建社会里，女性本身就处于从属地位，而小妾更是这个阶层里最底层的一群人。 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身自由，一生的命运都掌握在男人手里。苏轼的经历只是无数这类悲剧中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缩影，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旧时代女性的悲惨境遇。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封建制度早已被淘汰，女性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回头看这些历史，不是为了批判某个人，而是要明白，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残酷现象，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平等社会，让每一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都能得到尊重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