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两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问题，也不是负债问题，最难解决的一是为国外势力做事的隐藏在国内的人；二是大量不结婚的人。 为什么是这两类人？因为为国外势力做事的人在暗处，不易发现。 这些人不像公开的对手那样有明确的身份标识，他们可能是西装革履的企业高管，可能是深耕学术的科研人员，甚至是扎根基层的普通民众，披着各种合法外衣开展活动，让人防不胜防。 就像国家安全部披露的郝某案，他在日本留学时被美国中情局人员以请客吃饭、支付稿费的方式逐步拉拢，回国后按对方要求成功进入中央某核心部委，长期潜伏提供机密级情报，直到被查处时已造成严重危害，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这种潜伏在核心体系内的“钉子”，比外部的正面施压更具破坏性，他们掌握的内部信息能让境外势力精准实施渗透，而且侦察难度极大，往往需要国家安全机关耗费大量精力才能锁定线索。 更值得警惕的是，境外势力的策反手段越来越隐蔽，早已跳出了传统的金钱收买模式。有的打着“合作研究”“公益援助”的幌子，像某境外组织派遣人员夏某，就以提供医疗帮助为名深入西南山区，拉拢当地群众充当“带路人”，暗中搜集军事管理区数据。 有的利用年轻人急于赚钱、求职的心理，设置“兼职陷阱”，比如曾有境外间谍伪装成旅游博主，以合作拍摄为由诱导大学生拍摄军事管理区周边素材，涉及上百人。 甚至AI技术也成了他们的帮凶，通过深度伪造视频制造舆论恐慌，或利用AI软件漏洞窃取科研人员的核心数据。 这些行为之所以难应对，就是因为它们融入了日常的工作、生活场景，让人很难分辨正常交流与恶意渗透的边界。 如果说境外代理人是潜伏在国家肌体里的毒瘤，那大量年轻人不愿结婚的问题，就是关乎社会延续的慢性病，其解决难度同样不小，因为它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性结果。 可能有人觉得不结婚是个人选择，没必要上升到国家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婚姻观念的集体转变会直接影响人口结构，进而关系到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 根据普查数据，我国40岁人群的未婚比例已经达到4.78%，其中男性超过6%，而平均初婚年龄更是从2000年的24.21岁推迟到2020年的28.64岁，“晚婚”甚至“不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经济压力是绕不开的核心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高房价，一套房子往往需要掏空“六个钱包”，还得背负几十年的房贷，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很多人连自己的生活都过得紧巴巴，自然没勇气组建家庭。 除了住房，教育、医疗、育儿成本都是沉甸甸的负担，有调查显示，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费动辄几十万元，这对于刚步入职场、收入尚未稳定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年轻人为了站稳脚跟，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工作，加班、出差成为常态，根本没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经营感情。 除了客观的经济压力，年轻人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婚姻不再是女性的“必选项”，她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愿为了婚姻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活品质。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也更高了，不再满足于“搭伙过日子”，而是更看重精神层面的契合，一旦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宁愿单身也不愿将就。这种观念的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当它形成规模化趋势时，就需要我们正视其带来的长远影响。 可能有人会问，台湾、中美关系这些问题难道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但这些问题大多有明确的应对方向和解决路径，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两类问题，都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境外代理人藏在暗处，需要全社会形成防范合力才能遏制；不婚现象背后的经济压力和观念转变，更是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等一系列系统性措施才能逐步缓解。 这两类问题，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根基，一个关乎社会发展的未来，都是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用心破解的难题。解决它们没有捷径，既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也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