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3年，拥有20万兵力的袁晁被围得粮草全无，只好杀掉战马来填饱肚子，然后拼死突围。谁知，袁晁刚冲出去就被敌人活捉，气得大喊道：“我头可断，决不投降！”便提起刀抹向脖子，不料敌人一把冲上去，好心地将他救了下来。 唐代宗宝应元年，江淮地区百姓在安史之乱后八年赋税追征政策下，生活陷入困境。袁晁作为台州录事参军，负责地方文书事务，对民众疾苦有所了解。他见官员强征税款，便上书建议缓征，却遭刺史上司斥责并免职。此后，袁晁在街市公开批评朝廷政策，号召民众反抗。起初在唐兴县聚集几千人，携带农具作为武器，迅速扩展势力。 九月，义军攻下台州，刺史史叙逃离。袁晁设立临时政权，年号宝胜，意在对抗唐廷宝应年号。义军继续推进，攻占信州，洪州刺史张镐败退。队伍控制江东九州，兵力达20万。朝廷闻讯，派李光弼率军镇压。浙东战事激烈，唐军利用地道战术围困台州。袁晁分兵四路突围，退入石垒寨。粮尽后杀马食肉，再次冲击失败，被俘。唐兵阻其自杀，为押解领赏。起义历时15个月，对唐财政造成冲击。 袁晁起义源于唐中叶土地制度与赋税政策的弊端。安史之乱使均田制崩坏，土地兼并加剧，农户破产流离。朝廷为恢复财政，追征江淮八年税款，地方官员层层加码，百姓无粮可缴。袁晁免职后，转向直接反抗，吸引疲于赋敛的民众加入。 义军虽人数众多，但缺乏正规训练与武器，农具难以对抗唐军铁甲。李光弼经验丰富，采用围困与地道战法，逐步瓦解义军补给。石垒寨被围后，义军内部恐慌加剧，突围中伤亡惨重。袁晁被俘标志起义主力崩溃，唐廷借此加强地方控制。浙东起义反映出王朝中衰迹象，农民反抗频发预示更大动荡。唐代宗虽平定此乱，但财政虚弱持续影响朝政稳定。类似事件如方清起义，也源于税负过重。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急于重建财政体系，导致地方叛乱频仍。袁晁在浙东起兵，控制台州、信州等地，建立宝胜政权，任命官员管理粮饷。义军扩张迅速，涉及江东九州，吸引大量农户与流民。朝廷抽调李光弼大军南下，洪州刺史张镐辅助进剿。 初战中，唐军设伏击溃义军外围，迫其退守台州。地道战术使城内多处陷落，唐兵突袭造成义军混乱。袁晁分兵突围，东、西、北、南四门同时行动，唐军逐一阻击。南门袁晁亲率一股，遭穷追不舍，退入石垒寨。围困切断水粮，义军宰杀马匹维持，末次冲锋失败。袁晁被生擒，唐兵留其活口押解长安。起义余部在关岭山被歼，浙东渐趋平静。唐廷减免部分税赋，以安抚地方。此乱暴露王朝治理漏洞，土地集中与税制失衡成隐患。 袁晁起义对唐中叶社会影响深远。起义军控制区域内，百姓短期摆脱重税，但缺乏长期治理经验，导致供给不稳。唐军镇压过程中，消耗大量军粮，加重北方负担。李光弼班师后，朝廷赏赐将士，却未根本解决赋税问题。浙东地区战后田地荒废，官府重置吏员，加强监视。 袁晁弟袁瑛率余部五百人逃入山林，后下落不明。唐军搜山焚林，俘获零星残众处决。此事件与同期刘展之乱相似，均因朝廷急征引发。唐代宗在位期间，类似起义如邠州起义、张度起义相继发生，显示农民经济破产分化加剧。土地制度崩溃使农户难以维持，流民增多成社会不稳因素。袁晁事件促使朝廷反思漕运与盐政改革，但效果有限。王朝中衰由此显现，预示后期更大规模叛乱。 唐代江淮地区作为战争物资供应基地，八年安史之乱中贡献巨大。战后朝廷追税，忽略百姓恢复期，引发不满。袁晁起义正是这一背景下爆发，台州作为起点，迅速波及周边。义军年号宝胜，象征反抗意图。控制信州后，义军威胁洪州，唐廷急派援军。张镐军进剿信州，斩杀义军三千，削弱外围。李光弼主力抵达浙东，布置台州外围阵地。义军初战失利，退守城池。 地道战法有效，唐兵从地下突入，义军防线动摇。分兵突围策略失败，四路均遭重创。石垒寨围困中，粮道断绝，马匹被杀充食。袁晁最后冲击未果，被俘过程凸显唐军策略成功。起义平定后，唐廷给复温州、台州、明州一年田租，减免越州一半，以缓和民怨。此举虽暂稳地方，但未触及根本问题。 袁晁作为地方小吏，其起义反映中唐官场矛盾。录事参军职位虽低，却接触民生实况。劝阻追税遭免职，显示地方长官优先执行朝廷令。袁晁转向街头宣传，戳中百姓痛点，队伍裂变式增长。义军从几千人到20万，覆盖浙东广大区域。设立机构分管军务，显示初步组织化。唐军镇压中，李光弼利用地形与战术优势，逐步压缩空间。台州围困后，义军内部补给崩溃。 杀马食肉维持战斗力，但无法突破包围。袁晁被俘后，唐兵阻自杀，为完整押解。长安审讯判定叛罪，处斩示众。起义余波中，浙东官府加强巡逻，防止复燃。类似起义如方清在苏州兴起，也因岁凶税重。唐王朝由此吸取教训，刷新吏治，但土地兼并仍旧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