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胡宗南俘虏了5万人，蒋介石为他举办庆功宴，谁知记者却说：“委员长，西北共军不过2万余人，胡宗南将军怎么抓了5万？” 1947年3月。那时候胡宗南手握25万精锐，那是全副美式装备，说是武装到牙齿都不为过。而他对面的彭德怀呢？手底下就两万多人，枪也没几杆好的，子弹还得数着打。按理说，这仗怎么打都是赢，也就是所谓的“飞龙骑脸”。 胡宗南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跟蒋介石立了军令状，要在三天内拿下延安。结果呢？当他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冲进延安城时，发现里面静得吓人。别说共军主力了，连只鸡都没给他留下。毛泽东带着中央机关，早就撤得干干净净，只留给他一座空荡荡的窑洞城。 这就尴尬了。 花了那么多钱，动了那么多人，最后占了一座空城。这战报怎么写？如实写“我军占领无人区”？那蒋介石的拐杖非得敲碎他的天灵盖不可。胡宗南是个聪明人，更是个还要在官场混的人。他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既然抓不到真的，那就造点假的呗。 于是，延安城外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变活人”。胡宗南的手下连夜行动，把周围村子里的老百姓抓了一堆，凑不够数怎么办？就把自己部队里搞后勤的、做饭的伙夫，还有那些刚抓来的壮丁，统统换上不合身的土布衣服，往战俘营里一关。 这还不算完，为了让记者们拍出“战果辉煌”的照片，他们把早就准备好的缴获武器堆成山。可懂行的人一眼就看穿了：那枪托上的红漆都没干透呢，这哪里是缴获的，分明是自己库房里刚搬出来的。 最露馅的一次，是记者团去采访战俘。有个记者也是闲得发慌，上午在一个战俘营采访了一个“共军俘虏”，聊了几句。结果下午换了个地儿，又看见这哥们蹲在那儿晒太阳。记者乐了，过去问：“哎，你上午不是在那边吗？怎么下午跑这儿来了？” 那“俘虏”也是个实诚人，一脸无奈地说：“长官让我们坐大卡车赶场的，说那边人不够，让我过来凑个数。我是国军，长官让当啥我就当啥。” 蒋介石后来飞到延安视察，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是什么人？玩弄权术的行家。他走进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看着那张旧书桌，上面坑坑洼洼，全是写字硌出来的印子。旁边还有一架纺车。 蒋介石也是一时兴起，伸手去摇那纺车。结果因为手法生疏，那粗糙的木刺直接扎进了他的手指头，血珠子一下子就冒出来了。那一刻，这位委员长的表情相当精彩。他看着那滴血，大概心里也犯嘀咕：对手在这种环境下还要自己纺线，而我的将军们却在忙着虚报战功、倒卖物资。这仗，真的还能打吗？ 其实，胡宗南之所以扑空，之所以要靠造假来维持面子，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的底牌早就被人看光了。 这就得提到一个人，李茂堂。 这人是谁？他是胡宗南的“文胆”，是胡宗南最信任的智囊，每天睡在胡宗南办公室隔壁，帮他整理文件、写演讲稿。胡宗南对他推心置腹，觉得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胡宗南做梦都想不到，这个每天对他毕恭毕敬的“自己人”，其实是中共的一把利刃，早就插进了他的心脏。 就在胡宗南策划偷袭延安的关键时刻，李茂堂就在隔壁，把耳朵贴在墙上听得真真的。胡宗南这边的作战计划刚出炉，还冒着热气呢，李茂堂那边的小纸条就已经送出去了。 “3月19，狼分三路由东、南、北扑延，约15 万。” 这张纸条藏在毛笔杆里，大摇大摆地送出了戒备森严的绥靖公署。等胡宗南的大军到了，延安自然就是空的。 这就像两个人打牌，胡宗南手里拿着一副好牌，觉得自己稳赢，结果对面那个人站在他身后，手里拿个镜子照着他的牌。这还怎么打？胡宗南越是找不到主力，越是心慌；越是心慌，就越需要“胜利”来麻醉自己和上面。 造假的代价是什么？是全军覆没。 为了圆那个“大胜”的谎，胡宗南不得不硬着头皮让部队在陕北的山沟里瞎转悠，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决战机会”。结果呢？青化砭一战，李茂堂又送出一张纸条：“4月6日辰时，李旅沿咸榆公路赴青化砭。” 彭德怀一看，这不是送上门的肥肉吗？解放军在那儿张开口袋，把胡宗南的一个整编旅吃得骨头都不剩。旅长李纪云被俘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他到死都想不通，共军怎么知道得比他还清楚？ 这种事情发生一次可以说是巧合，发生三次那就是命了。到了后来宜川战役，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刘戡所部，又是按照李茂堂送出的情报路线行军，结果在瓦子街被包了饺子。刘戡绝望之下拉响手雷自杀，几万精锐灰飞烟灭。 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气得摔杯子，但他依然没有怀疑李茂堂，甚至还拉着李茂堂的手诉苦，觉得是“天亡我也”。 这哪里是天亡他，分明是他自己那套腐朽的体系在亡他。 那个庆功宴，现在看来就是一场最大的讽刺。香槟酒的泡沫散得很快，就像胡宗南的那些战报一样。蒋介石在延安扎破手指的那一刻，或许有过一丝预感，但他不愿意醒来。他宁愿相信那些漂亮的数字，也不愿相信那个穿着补丁衣服、在窑洞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