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姑姑偷偷接济一个右派，平反后那人送来一封介绍信。那时候姑姑在纺织厂

1969 年，姑姑偷偷接济一个右派，平反后那人送来一封介绍信。那时候姑姑在纺织厂上班，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家里有我姑父，还有我刚上小学的表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个右派姓周，听姑姑说之前是中学的老师，不知道犯了啥错，被下放到我们这儿的城郊，住河边一个破棚子。 1969年的冬天，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纺织厂的玻璃窗上，姑姑下班时袖口总沾着白花花的棉絮——那是她在细纱车间站了十二个小时的印记。 一个月三十一块二的工资，要掰成三份：姑父的药钱，表哥的学费，还有一家人的口粮，锅沿儿碰着碗边儿的日子，谁都不敢多喘口气。 城郊的河边长着半人高的芦苇，芦苇丛里藏着个油毡搭的棚子，姑姑说，那里住着个姓周的男人，以前是中学的先生，现在成了“戴帽子”的，瘦得像根晾衣杆。 那天姑姑去河边挑水，看见棚子门口堆着半筐冻硬的红薯，周老师正蹲在地上，拿块碎瓦片在泥地上划拉，嘴里念念有词——凑近了才听清，是“人之初，性本善”。 姑姑回家揣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趁着天黑塞给周老师，他手抖得厉害，接过窝窝头时说了句“谢谢”，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后来姑姑总“顺路”带点东西：腌萝卜干，缝补好的旧棉袄，甚至偷偷攒下的粮票；周老师呢，就用捡来的粉笔头在废报纸上写字，教表哥认“天地人”，说“等孩子长大了，得让他念书”。 1979年春天，厂里的大喇叭突然喊“平反”，姑姑正给织布机换梭子，手里的线轱辘“哐当”掉在地上——半个月后，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站在厂门口，胸前别着“中学教师”的徽章，手里捏着个牛皮纸信封，是周老师。 那时候邻居都说姑姑“胆子肥”，敢跟“戴帽子”的来往，可我见过她偷偷把表哥的旧棉鞋改小了给周老师穿，鞋头补了三次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她哪想过什么回报？不过是看不得一个读书人冻着饿着罢了。 你说人这辈子，谁还没个难的时候？姑姑总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帮一把，天塌不了。” 那两年姑姑省下饭票的日子，周老师都记在心里：每个窝窝头都带着她手上的棉絮味，每句“快趁热吃”都比芦苇荡的风暖；后来他成了县中学的校长，第一个念头就是“得让老嫂子的孩子有书念”——那封介绍信，不是人情，是他熬了十年的念想。 表哥拿着介绍信去中学报到那天，姑姑把攒了半年的蓝布褂子给表哥穿上，领口烫得笔直。 三十年后同学聚会，表哥总说“要不是周伯伯，我现在可能还在纺织厂倒班”。 现在我遇到需要帮忙的人，也会想起姑姑那句话：“别问以后怎么样，当下能拉一把，就别撒手。” 前几天整理老照片，翻出一张泛黄的纸条，是周老师当年教表哥写字的报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谢”字，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太阳——就像1969年那个冬天，姑姑袖口的棉絮落在周老师的窝窝头里，冷日子里，突然就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