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香港牌桌上，姚玉兰捏着麻将的手突然发烫。 指尖的象牙牌面沁出细汗，她盯着“西风”那张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身后楼梯传来的脚步声太轻了，轻得不像儿子杜维嵩往常带着酒气的动静。 牌友催她出牌，她却猛地站起来，牌散落一桌：“回家看看。” 推开公寓门时，玄关的灯没亮。 姚玉兰摸着墙按开关，余光瞥见客厅茶几上的空酒瓶，心里咯噔一下。 她放轻脚步上楼，卧室门虚掩着，缝隙里漏出药瓶滚动的声音。 推开门，杜维嵩趴在床上，胳膊垂在地板上，手边倒着个阿米妥钠药瓶，标签被手指摩挲得发毛。 这场景让姚玉兰想起二十年前的上海。 那时杜维嵩才十岁，在私塾把先生的戒尺掰断，杜月笙却笑着往他兜里塞大洋：“我儿子嘛，调皮点好。”每月200块零花钱，够普通人家过半年，杜维嵩却拿来给街头混混买烟，说“杜家的朋友不能寒酸”。 有次在公共租界开枪伤了巡捕，杜月笙一句话就让巡捕房把卷宗锁进了保险柜，那时的杜维嵩躲在父亲身后，觉得天塌下来都有这堵“墙”接着。 1949年离开上海时，这堵墙开始漏风了。 杜月笙带着10万两黄金到香港，却在汇丰银行吃了闭门羹人家不认青帮大佬的面子，只认资产证明。 杜维嵩没察觉变化，照样在香港酒店开派对，直到1951年父亲去世，律师念遗嘱时他才愣住：兄弟们分房产分珠宝，到他这儿只有1万元“创业金”。 他捏着支票笑出声：“爸跟我开玩笑呢？” 这玩笑开得有点长。 1万元在1951年的香港能买半套房，杜维嵩却觉得不够“杜家少爷”的排场。 他把钱换成西装、威士忌，后来又盯上股市，恒生银行的原始股到手没焐热，就去澳门赌场换了筹码。 姚玉兰劝过，他梗着脖子说：“我姓杜，还能饿着？”直到1964年，她投资的商铺赔了本，家里连电费都快交不起，杜维嵩才开始失眠，药瓶从安眠药换成了更强效的阿米妥钠。 那天姚玉兰在医院签死亡证明，护士指着“死因”一栏问是否写“意外”。 她想起儿子最后一次清醒时说的话：“妈，以前觉得姓杜是通行证，现在才知道，证早过期了。”她没说话，只是把那张恒生银行股权证的碎片从包里掏出来，碎片边缘还留着赌场筹码的压痕。 牌桌上那张没打完的“西风”后来被姚玉兰收进了首饰盒。 有时她会翻开盒子，看着牌面的包浆和旁边的股权证碎片发呆。 杜维嵩要是还在，大概会笑着把牌扔出去：“和了！”只是生活这局牌，他手里的“特权”早就成了废牌，连底注都输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