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生前只见过贺龙一次，但在见完面后，蒋介石却在浑身冒冷汗。他一下瘫坐在椅子上说道：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时间往前拨到一九二四年。 那会儿贺龙还在国民革命军，跟着北伐一路打，在第二十军很有分量。一九二六年夏，他当上第九军第一师师长，一九二七年又升任第二十军军长，照常理，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当军阀、占地盘、握兵工厂，都不是难事。 他心里那杆秤却往别处倾斜。 各种主义在他脑子里打转，他把“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放在一起看，又把国民党、北洋军阀和共产党拉出来对照。仗打多了，死人见多了，他越看越清楚：有的旗帜只顾自己，有的愿意替穷人出头。 他认定，中国要翻身，靠不住哪路军阀，只能跟那支把老百姓当自家人的队伍。 想通这一点，他主动去找共产党，提出要入党。 党组织那时慎之又慎，只能婉拒。 国民党在第一师成立党部，派人一次次来做工作，劝他挂党证，他干脆回绝，说什么也不去。 北伐后期风向骤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武汉那边到处是血。 那时有三百多名共产党员，是在贺龙部队的掩护下才脱险，对共产党来说，这个军长站在哪一边，分量很重。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带着南昌起义方案来找他。 贺龙听完，只表态一句：“听共产党的，要怎样干就怎样干。”党组织把起义军总指挥的担子交给他，那时他还不是党员。起义前，他把连、营、团以上干部轮流叫来谈，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能说变就变，讲枪口究竟该对着谁。 城里枪一响，二十军里大多数还是跟着他站到了起义一边。 起义失败，他转入隐蔽。周恩来再见到他的时候，说起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要他脑袋的事。 他摇摇头，说自己的脑袋“掉价了”。因为就在不久前，蒋介石曾用五百万光洋、一个汉阳兵工厂、一顶武汉卫戍司令的官帽来挖人，这样的价码都没换成功。 如今只肯拿十万买命，在他嘴里成了“小气”。 一九二八年初，他带着寥寥几个人回到桑植，重新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子。 那段日子，他常跟战友说起这些年的见闻，说自己走南闯北，对各种主义、各种党派逐个比较，最后还是觉得共产党这条路靠得住，相信只有这支队伍能救国救民。 国民党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他偏要说共产党是“救星”，直言就是砍了脑袋，也要跟到底，还断言早晚有一天，共产党会成功，国民党撑不住。 一九三八年春，为收复晋西北七座县城，一二〇师连打四十五天，从二月咬到三月，仗赢了，阵亡名单也摊开：三五八旅五百八十人，三五九旅八百九十七人，宋支队四十七人，警六团三十九人，总共一千五百六十三人，七一七团政委和六名营级干部都倒在火线上。 贺龙盯着那张纸，许久不出声。 他上到山坡，看战士挖坑，把干草、玉米杆铺在坑底，用脚踩实，再把烈士一具具抬下去。坑小人多，只能一层压一层，很多才十几岁，有的连名字都没人记。 全家七口被国民党杀害，他当年都没掉过泪，这一次终究绷不住，擦完眼泪，又回到指挥位置。 一九三九年九月，陈庄一仗，把日军第三十一大队整没了。 那年九月下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抽出第三十一大队一千多人，又拖上五百多伪军，扑向晋察冀边区，冲着陈庄来。 一二〇师主力在附近休整，他和聂荣臻合计，用诱敌深入的法子，把这股敌人引出来收拾。 起初鬼子很警惕，只用火力还击。 拖到第三天，他接到情报：慈峪一带主力没动，第三十一大队却趁天没亮，沿鲁柏山南麓小路轻装直插陈庄。 陈庄事先已经转空，鬼子进城抓不着什么。 大队长田中省三在日记里写“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占领陈庄”，大夸水原义重。贺龙在地图上画的是这支队伍撤回必经的那条线。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鬼子在陈庄放火焚烧，得意洋洋往东撤。 队伍刚出镇，就撞进一二〇师预设的伏击圈，打到二十九日下午，第三十一大队被全歼，大队长田中省三也倒在退路上。 这一仗后来被称作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模范歼灭战”之一，是贺龙用兵的代表作。 再说那次会面。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抗日统一战线刚拉起不久，按规矩，蒋介石要见一见这位一二〇师师长。 两个人隔桌而坐，客气话不多，心里都有打算。 蒋介石憋着的问题终于问出口：民国十六年，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要去参加共产党。 贺龙不拐弯，手一摆，只回四个字：政见不同而已。 屋子里顿时静下来。平日里在蒋介石面前说话小心翼翼的人多，这样摆手平视的，他见得少。他把情绪按下去，换了个看起来温和的问句，问他家里怎么样。 贺龙也没给面子，直接说房子不知道被烧了多少回，人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他一个拿枪的。这个“你们”，把血账算得清清楚楚。 会面很快结束，人前脚出门，蒋介石背上的冷汗还往外渗，整个人往椅子上一瘫，说“这个人很可怕，我再也不想见他”。 他怕的，是一个把生死、亲人都算进政见里、还死死站在那一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