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被刽子手绞刑架。 1927年4月28日京师看守所的院子里，七尺高的新式绞刑架在春日里泛着冷光。 当38岁的李大钊被狱警架上踏板时，藏在棉袍夹层的绝笔信已被体温焐得温热。 这封后来没能送出的信里，"为主义而牺牲"六个字的墨迹透过纸背，洇湿了内层的粗麻衬里。 九年前的东京早稻田大学，这个河北乐亭青年常在深夜的灯下翻译《共产党宣言》。 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和纸拉门上，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与隔壁房间中国留学生的争论声隐约相和。 那时他或许没想到，这些带着油墨香的译稿，会在几年后变成点燃北方革命之火的火种。 1920年北京沙滩红楼的图书馆里，李大钊把刚印好的《新青年》分发给学生。 翻动的书页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碰撞出火花。 他站在讲台前讲解阶级斗争时，袖口磨出的毛边随着手势晃动，台下青年们眼里的光，和他当年在东京时一样明亮。 这种思想的传递，像极了他常说的"青春中华"旧的躯壳总会老去，但新的生命永远在生长。 东交民巷俄国使馆的地下室里，1926年的冬夜格外漫长。 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令贴满北京城时，李大钊正借着壁炉的微光起草北方工农运动计划。 冻裂的手指握着钢笔，墨水在纸上结成细小的冰晶。 他往壁炉里添了块煤，看着火光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字样映得忽明忽暗，这个曾在西湖会议上力主国共合作的革命者，此刻正用冻得发紫的手焐热救国图存的方案。 1927年4月6日清晨，东交民巷的晨雾还没散尽。 京师警察厅的警车就冲破了使馆区的宁静，俄国使馆内的文件被翻得满地都是。 李大钊把最后一份党员名单塞进煤炉时，外国巡捕的皮靴声已经到了门外。 后来狱友回忆，审讯室的灯光下，他那件灰布棉袍上的血迹，在第二十二天依旧清晰可辨。 绞刑架的绳索第三次勒紧时，李大钊望着看守所高墙外的天空。 这个曾在北大课堂上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革命者，此刻耳边似乎又响起了红楼教室里的琅琅书声。 当踏板轰然落下，他胸前那枚磨得发亮的铜制党徽，在绞索的牵引下轻轻撞击着肋骨。 那副绞刑架如今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属部件上的暗红色痕迹，经文物专家鉴定是当年未清理干净的血渍。 1951年北京市人民法院的审判档案里，主犯雷恒成供述，行刑前李大钊曾用带着镣铐的手整理过衣襟。 这种对信仰的坚守，正如他在狱中写下的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那篇没能完成的文稿，后来化作了千万青年继续前行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