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梁兴初被政委下令逮捕，还遭到了酷刑折磨，罗荣桓怒道：“梁兴初能有什么问题，抓他的人来历不明，他才有问题！” 一九三九年冬，湖西的风不对。 外面是日伪、顽军的枪声，里面却有人打着“肃反”“肃托”的旗号往自己人身上扎刀子，苏鲁豫边区一下抓了几百名干部，有的连来龙去脉都没查清，就在夜里被处理掉。 苏鲁豫四大队就是在这种气氛里进的鲁南。 梁兴初带着队伍刚安顿，乡亲们却不敢靠近，只听暗地里嘀咕：四支队晚上杀人，抓人不打招呼。 不少村子关门闭户，连水都不卖，八路军和群众之间隔了一层阴影。 四支队队长杨得志，早些时候接到一封电报，说四支队活动有问题，请求“一网打尽”押往湖西。 他把电报往上交，又回信压下，没有铁证不能乱抓。 部队路过四大队驻地，他听群众说夜里有人被拉出去枪决，心里一沉，把主事的人叫到屋里说清楚。 屋里坐着几个人：兼任副队长的梁兴初，掌着审讯和枪杆子的王凤鸣，还有几个骨干。 杨得志把话摊开，问抓人、处决有没有逐级报告，有没有批准。梁兴初刚到湖西，对前面搞过什么清查并不清楚，只能一边听一边表态，今后不能再乱动枪。 这几句话，戳在王凤鸣心上。 他在湖西借着“肃托”的风说一不二，最烦有人提“收手”。 等杨得志一走，他就悄悄放话，说有人和徐州的敌人有秘密联系，点名就是梁兴初。 那会儿形势紧，“通敌”二字几乎要命。 王凤鸣打着“老红军”“警惕托派”的旗号，很快拉到一批人站自己一边。梁兴初从“红小鬼”一路打到长征，反“围剿”里身上挨过枪子，在他嘴里却被说成“来头大，问题也可能大”。 人还来不及多解释，就被押进了牢房。 四支队不少营连干部也跟着被抓，多数是从长征里剩下来的老战士。 牢门一关，外面还在喊“肃托保纯洁”，里面的人心里明白，刀口已经拧偏。 这股风要刮起来，还离不开另一个人。 王须仁，早年混进抗日义勇队，因为来历不明，只能在政治部当军法官。 审讯时他最爱动刑，后来连军法官的差事都没了，只能在机关里干坐。 等湖西开始清查所谓“托派”，一本小册子送到他手里，上面把“托派”和“汉奸”画了等号，他立刻抓住这根绳子，嘴上说“对党负责”，手里拿着册子到处指，谁被盯上谁就是“嫌疑人”。 他和王凤鸣挟着这本册子，把地方党委书记缠住，一个管口径，一个管动作，抓人不打招呼，审讯离不开刑具，什么程序都被丢到一边。 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对湖西的乱象一开始并不清楚，只从电报里听到几句“肃托”的情况。 支队长彭明治赶到湖西，看见梁兴初被关，直说这是冤枉好人，不同意逮捕。很快，他和同行的郭影秋也被控制，只能接连给罗荣桓、陈光发电报求救。 牢房里那群人不愿坐着等死。 同监里有个普通小贩，既不是干部，也没什么政治问题，按理说不会关太久。 大家一合计，找来一只空烟盒，把事情从头到尾写在里面，托他出去后想法子送信。 这只烟盒从牢房里带出来，转到刘昭、张新华手中，一路往湖东送，最后落在罗荣桓案头。 那时他已经收到了几封急电，再看“烟盒信”上的细节，心里有数：湖西不是在查敌特，而是在砸自己队伍。 他把情况向山东分局说明，又叫老部下朱涤新带一个骑兵排随行，队伍跨过微山湖，在单县附近村子里落脚，没有急着进机关，而是先让保卫部门分头下去打听，把干部和群众的说法拢一遍。 等王凤鸣和地方书记被叫来，他照例让对方汇报工作，自己只提几个问题：证据在哪，口供怎么来的，有没有刑讯，抓人和处决是谁批准的。 那天傍晚，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一批批被带出牢房。 很多人站在院子里时都明白，差一点，自己就要顶着“托派”“汉奸”的牌子被拉出去。 郭影秋见到罗荣桓，听到他一句“知道你是好同志”，眼泪当场下来了。梁兴初被战士扶出来，面黄肌瘦，衣衫破烂，身上新伤旧伤交错，他攥着罗荣桓的手，只说再晚来一步就见不到了。 罗荣桓看着这个从“红小鬼”熬到将军的老部下，心里那股火压不住，骂了一句“胡闹”。 后续调查把账算清。 王须仁被查明是混入队伍的顽固分子，很快处决。 吴法宪身为支队政委，湖西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人却没及时赶回处理，只在电报里表态，被认为担不起重任，从政委位置上调下去，到政治部当主任，由朱涤新接任政委。 王凤鸣的处理一开始绕了个圈。 看在他打过平型关、早年跟着队伍吃苦的份上，也希望通过教育把人拉回来，罗荣桓没有主张当场办他，而是押回一一五师继续调查。 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作出结论，认定他触犯法律，要判刑入狱。当时根据地政权刚立起来，审判和执行还不完备，节奏拖得有些慢。 空子就是在这时被他钻了。 他劝服几个意志薄弱的士兵，趁夜摸出一一五师，改名“杨步仁”，先投向日本人，后来又转身钻进国民党。一九四八年，他被黄百韬兵团收编，在淮海战役中倒在解放军的火力下，湖西那场风波里拎着刑具的人，最后死在人民军队的枪口底下。 从湖西牢房里走出来的那批人，后来散落在全国各条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