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这个人，让人极度矛盾，他参加过南昌起义，麾下五千人是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可

蔡廷锴这个人，让人极度矛盾，他参加过南昌起义，麾下五千人是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可是在南下途中跑了，脱离了起义队伍。不过他也是光明磊落的汉子。对队伍里的共产党员只是让他们离开。并没有下死手。一九三二年一月，黄浦江边炮火通红，十九路军阵地被炸得坑坑洼洼，指挥所里那个身影，就是蔡廷锴。前一年关东军两个师团，两个月拿下东北，南京那边除了电文抗议，几乎拿不出硬碰硬的办法，日本干脆把上海当第二步，一面逼中国认账，一面给世界看场面。驻沪的是广东来的十九路军。蔡廷锴在动员会上讲得很直：这回敌人是真想把中国按在地上碾，退一步就得退掉一大片，他这个当头的，会跟弟兄们一起上阵，有命一起扛，没命一起埋。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坦克、装甲车打头，舰炮、飞机跟上，轮番砸，十九路军钻进防空洞熬过去，火一缓，从弄堂里成排冲出来，把对手压回黄浦江边。这仗打得惨，也打得扬眉吐气。外电里关于中国军队的说法变了，“顽强抵抗”这样的词多了起来，连远在欧洲的墨索里尼都点名夸这支部队。有人说，这一战替中国拖出了五年的缓冲期。旧政府转手同日方签停战协定，把十九路军调去福建，继续围打工农红军。一八九二年，他生在广东罗定一个穷人家，几亩薄田一台缝纫机勉强糊口。九岁那年母亲去世，他辍学回家，白天跟着姐姐下田，晚上帮裁缝父亲踩脚踏、递线头。油灯底下还是要看书，四书五经也翻，志怪野史也翻，最爱那本《三国演义》，刘备的能忍、关羽的义气、赵子龙七进七出的狠劲，在他心里合成一句话：男儿要有担当，不能做没骨气的软脚虾。二十世纪初，庚子赔款压垮国库，各地加税，条约丧权辱国，外国军舰在江面晃荡，他心里的火越烧越旺。一九一零年，新军路过罗定招兵，他跟家里说出去学手艺，其实背了行李进队伍，十八岁成了新兵。军阀混战，部队反复整编，他在各路队伍里打转。一九一九年，他熬到营长，被选进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读了一年书，地图铺在桌上，战术画在黑板上，“手感”有了章法。一九二一年九月，他从讲武堂毕业，经陈铭枢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编入广东方面部队。一九二四年，他应邓世增邀请，在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当连长，既平叛，又打军阀。有一仗以少敌多，咬住对手三天三夜，打得对面损失惨重，还从阵地上缴回来上千件枪炮弹药。一九二六年，他升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上校团长，北伐攻武昌时，他的部队率先从宾阳门冲进城。一九二七年，他又成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那几年，他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他的第十师划归叶挺指挥，本来定好参加八月的南昌起义。队伍拉得急，成分杂，火力、粮秣都缺，他看在眼里心里犯嘀咕；中国往哪条路走，他有自己的盘算，对起义能不能真打出一条好局，又拿不稳。军事部署上，他和叶挺争论不少。起义前夜，他做出那一步：带着约五千名官兵脱离队伍，转投蒋介石。这五千人原本是起义的骨干，一抽走，南昌压力直线上升，历史账本里就多了一条“叛离”。蒋介石对这位新投靠来的师长格外看重，补军饷、补钱粮，打算把这支部队当作围剿红军的尖刀。多年以后，外人提起这段，多半只剩下“跑了”两个字。当年在队伍里的共产党人回忆，嘴里会多出一句：蔡廷锴没有借机“杀一批立威”，而是把这些人点名叫出来，让他们自己离开，另找出路。这一手救命之恩，和那一整页“叛变”的记录放在一起，很难一句话说清。淞沪战役以后，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执行“围剿”。国难当前，同文同种的人互相对准开枪。蔡廷锴对“攘外必先安内”愈加不服，在一些地区同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默契，不愿再把枪口只对准穷苦人的子弟兵。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他已经进了民主人士的行列，被邀请参加政协工作。建国后，新政权看重他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后来的立场选择，任命他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让他下基层看民情，为国防和体育建设提意见。走出国门时，他随代表团在世界各地讲中国军民的抗日故事，也批评旧政府的消极抗日。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他被推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在国际场合呼吁和平，反对侵略，还发表演说、出版宣传材料，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这一生摊开来看：罗定泥田里的穷孩子，讲武堂出身的职业军人，南昌前夜带兵掉头的“叛将”，淞沪战场扛着日军炮火的守将，新中国里的民主人士。功过都写在那些年份里，他清楚，所以后半生总在路上，在国内看百姓，在国外讲抗战，像是在一点点把那道裂缝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