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世界闻名的大文豪，毛主席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顔和媚骨。 鲁迅先生刚正不阿，他的杂文像锋利匕首刺进反动派的心脏。 各位条友想像一下，如果鲁迅先生能活到1968年而不是1936年逝世，将会是什么结果。 晚年的毛主席翻开一册大字本《鲁迅全集》，在封面角上写下“1975.8再阅”。 这套二十卷本从1938年第一次印出起，就一路跟着他，从延安枣园窑洞走到北京中南海。 那张熟得不能再熟的窑洞工作照里，墙上挂着日历和地图，桌上一个茶缸几支笔几本书，离他最近的，就是这套《鲁迅全集》。 书页另一头的人，1881年生在绍兴，1936年病逝上海，名字叫鲁迅，被同时记作文学家、思想家、革命者。 毛主席在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把话说得很满，说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中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光写小说，还是真正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骨头“最硬”，一点奴颜媚骨都没有，代表全民族大多数，在文化战线向敌人冲锋陷阵，“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对古今人物，他极少连用这么多“伟大”“最”，在鲁迅这里一次用足。 毛主席早年读过《阿Ｑ正传》《狂人日记》，对这位绍兴先生一直留心。 1934年1月，冯雪峰从上海回瑞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向他汇报左翼文艺界情况，说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觉得这个人有“山大王”的味道。 毛主席感叹，当年在北京总没碰上鲁迅。 冯雪峰又讲，临时中央有人想请鲁迅到苏区，有人劝他去苏联疗养，他都推开，只说留在上海，还能在原地“打一枪两枪”。 毛主席听完，只丢下一句：“这才是实际的鲁迅。” 鲁迅那边，对“毛泽东先生们”的打量也很明确。 早在左翼作家联盟时期，他就托冯雪峰、茅盾打听红军和苏区的情况。 1936年红军东征胜利，他抱病同茅盾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红军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一页光荣记录，全国民众期待他们更大的胜利，愿意做后盾、做声援，相信红军每向前迈一步，都会遇到欢迎和拥护。 同一年，冯雪峰重新回上海工作，住在鲁迅家里，鲁迅托他带上瞿秋白《海上述林》和一只精心挑的火腿，捎给毛主席和周恩来，把对这两位的态度说得比话还透。 1936年，托派给鲁迅写信，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也把毛主席等人捎带进去。 鲁迅病得很重，仍坚持口授回信，说这些人的“理论”好像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可这种高超最合日本侵略者心意，迟早要从天上跌进地上最脏的地方。 他提醒对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中国人眼下应当守的道德。 谈到那些脚踏实地、为中国人的生存流血奋斗的人，他丢下那句后来常被引用的话：“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封信写在弥留之际，相当于用到头来的一点力气画出界线。 鲁迅逝世的消息到陕北，是1936年10月。 毛主席提议由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悼念鲁迅的告全国书、电报和唁电，把这位已经倒下的战友郑重写进中国革命史。 奉命主持治丧的冯雪峰在1937年回延安汇报，毛主席一件件追问鲁迅临终前后的情况，对这些细节格外上心。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他在窑洞前讲话，说鲁迅不仅是文章写得好的文学家，更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是给革命以巨大助力的人，虽然不在共产党组织内，却在思想和行动上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概括鲁迅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合在一起叫“鲁迅精神”。 新中国成立前后，这种“鲁迅精神”一点点被编进新的象征里。 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与会代表胸前别着铜质像章，红旗上刻着毛主席和鲁迅的头像，年份和会名环绕一圈。 毛主席写《反对党八股》，批评那些空话连篇、装腔作势的洋八股，直接引用鲁迅的话，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统一战线问题时，他提起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存在，顺手用阿Ｑ作比，说这是典型的阿Ｑ式自欺。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开会，粤剧名伶红线女为代表演出，向他求题字，他提笔写下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场说这两句完全可以当座右铭。 在毛主席嘴里，鲁迅还有一套“接箭”的本事：别人笑他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说他“二心”，就出《二心集》；骂他堕落文人，他干脆用“堕落文”做笔名。 他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又为鲁迅艺术学院题下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在1956年鲁迅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时写下“鲁迅先生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