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建这个纪念堂，我是不赞成的，这也并非毛主席的意愿……’我认为这个说法欠妥。如果建成了，没有人去瞻仰，那是真的不妥。但从建成后，每天去纪念堂瞻仰的人群排着长龙，不预约都瞻仰不上！从人民群众踊跃瞻仰看，纪念堂建造能满足大众情感需求，很有必要。 关于毛主席纪念堂，嘴上反对的人不少，脚往那边走的人更多。 广场上纪念堂立在中轴线上，门前队伍一圈又一圈，这些默不作声的脚步，比任何空话都更像一句回答。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午十点，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下午四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响起哀乐，播音员声音发抖念出讣告。厂房关机，课堂停课，许多人站在原地掉眼泪，这股沉甸甸的悲痛往哪去，成了摆在中央面前的现实问题。 最先冒出来的主意很朴素，有意见主张给毛主席找一处山水清秀之地，立一块洁白石碑，松柏环绕，简单庄重。中央却已经决定保留毛主席遗体，用水晶棺长期安放，一块碑承载不了亿万人想要亲眼瞻仰遗容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八地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和工人技师进京，临时组成选址设计组，扛着图板和卷尺四处勘察，在城里城外找合适的落脚点。 纸上的方案一茬接一茬。 选址迟迟拿不定，工作组里气氛压得紧。 负责人顾明，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提起毛主席写给李淑一的《蝶恋花》，那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还有烈士去了“重霄九”、吴刚捧酒、嫦娥起舞，把牺牲和希望放在一处。 纪念堂若只做成阴沉的陵墓，就和这种气度对不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中央正式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并宣布纪念堂建成后，把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群众长期瞻仰。 接下来最要紧的问题，是把这座建筑放在哪一块地上，既有象征意义，又经得起现实考验。 故宫午门一度进入候选名单，有人甚至主张拆掉午门，让纪念堂站上去；中南海里的瀛台也被提起，环境幽静，看上去适合作为“长眠之所”。问题在于瀛台所在的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办公区和纪念空间搅在一起，出入都别扭。 越来越多的视线落在天安门广场。 这地方从辽、金时期的古刹，到元大都的“丽正门”，再到明清的“T”形广场，一直是都城要冲。 新中国成立那天，五星红旗在这里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从城楼传向四方。 之后广场整修扩建，北接天安门红墙，南抵正阳门城楼，东连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连人民大会堂，南北约八百八十米，东西约五百米，占地四十四万平方米，成了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决定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范围一划，内部怎么摆放立刻分出几路意见，有的希望纪念堂紧贴纪念碑，有的主张拆掉正阳门让纪念堂搬到城楼旧址，还有人建议让纪念堂紧挨正阳门。 细细一推，问题都浮出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是无数无名烈士，纪念堂面向一位领袖，两者如果粘在一起，各自的含义都会变味；正阳门是北京仅存的完整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南北相对，划出广场边界，还挡住前三门大街车流，从门洞往北看，纪念堂被“框”在中间，这样的景深一旦拆楼就没了；纪念堂若贴得太近，又会在视觉上被城楼压住。 多方权衡之后，正阳门保留下来，纪念堂被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之间的中线上，两头各退开二百米左右，大致落在旧日中华门一带。接下来，是掂量体量和高度。 设计组一开始容易被感情推着走，图纸越画越大，南京工学院的杨庭宝提出边长五十米的正方形方案，像是一句提醒。 负责总体设计的沈勃，在各方意见之间反复打磨，用一整夜画出实施草图，最终定下长宽各一百零五点五米的正方形建筑，对称布置，南北各三扇大门，中轴线甬道穿过高柱，人流顺畅，形象稳重。 高度和标高经过细致计算，站在天安门城楼下和金水桥边看过去，纪念堂既能遮住正阳门屋脊，又不压住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度定为三十三点六米；从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两公里地面一共升高三点一二米，在广场上正阳门北洞到纪念碑平均坡度约百分之二，纪念堂标高比原地面抬高一米，从纪念碑到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到台阶以约百分之九的坡度上升，南侧小广场多出来的几级台阶，让建筑更显挺拔。 还有一个常被提起的细节，是纪念堂正门朝北。 中国许多建筑习惯坐北朝南，这次反着来，有人担心广场开大会时，群众朝着天安门城楼，不自觉就把背对向纪念堂。设计组的赵鹏飞提出，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腾出更宽的东西向广场，大型集会时，人群围在四面，纪念堂落在群众中间，“背对”的别扭就淡下去 从九月九日那一声哀乐，到十月八日的修建决定，再到十一月六日的具体选址，还有之后对每一米长度、每一度坡度的反复推敲，这座纪念堂的来历，很难一句“是不是合毛主席本意”说清。 更直观的是，天安门广场门前长龙年复一年，从清晨排到中午，队伍里的每一双脚，都在替那个秋天没说完的话，补上一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