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黄有良出生于1927年，生活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那里是典型的黎族聚居区。村子靠山临海，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水稻和橡胶。她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农民，父亲负责田间劳作，母亲因眼疾失明，需要家人照顾。从小她就参与家务和农活，帮助父母维持生计。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后，当地局势动荡，村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日军设立据点，强制征用劳动力，村里许多人被迫为他们服务。黄有良当时年纪小，但已开始独自下地干活，担负起部分家庭责任。战争带来的恐惧逐渐渗入日常生活，日军巡逻频繁，村民们常常躲避他们的搜捕。 1941年的一天，黄有良在去田间的路上遭遇日军。她被一群士兵围住，他们撕扯她的衣服，进行猥亵。她激烈反抗，咬伤其中一人，导致士兵愤怒拔刀相向。带头军官介入，制止士兵并让她离开。这让她短暂松口气，但军官其实暗中跟随她回家，并在家中侵犯了她。从那天起，军官反复前来，侵犯行为持续发生。她试图躲到邻居家，日军找不到她就殴打她的父母，逼迫老人跪地。她只能返回家中，继续忍受侵害。日军的行为肆无忌惮，利用权力控制当地民众，这种情况在海南多个村庄普遍存在。 1942年4月，日军将黄有良押送到三亚藤桥军营，那里是他们设立的慰安所。营地关押多名妇女，包括其他被抓的当地女孩。她们白天被迫从事杂务，如扫地和洗衣，晚上则遭受多名士兵的轮流侵犯。一些女孩试图反抗，结果被殴打致重伤，甚至死亡。其中一人因子宫破裂出血而亡，另一人绝望之下咬舌自尽。黄有良也考虑过逃跑，但目睹一名同伴逃跑失败后被抓回毒打，她打消了念头。慰安所的生活条件恶劣，妇女们缺乏医疗和食物，身体健康迅速衰退。这种制度是日军系统性犯罪的一部分，在中国多地实施。 在慰安所关押两年多后，1944年6月，黄有良的堂兄弟黄文昌前来营地，谎称她的父亲去世，请求放她回家奔丧。日军最初拒绝，但经跪地哀求后同意，她必须事后返回。黄文昌带她抄小路赶回家中，发现父亲健在，这是家人为救她编造的计策。家人迅速在村边堆起假坟，对外宣称她因悲伤过度自杀。之后，黄有良与父亲逃离家乡，到保亭县等地流浪，靠乞讨维持生活。日军搜查未果后离去。这种假死逃脱的方式在当时一些受害者中偶有发生，反映了民众的无奈抵抗。 战争结束后，1945年日军撤离海南，黄有良返回村子。但那段经历给她带来持久创伤，村里人议论纷纷，小辈们嘲笑她与日军的关系。她难以找到合适对象，最终嫁给一名曾患麻风病的男子。丈夫知晓她的过去后，常对她施以打骂，这影响了家庭关系。子女在村中也遭歧视，丈夫的干部职位和子女的入团入党机会受阻。她生育五名子女，三女两男，但生活始终艰辛。社会偏见让她们这类受害者难以融入正常生活，许多人选择沉默。 黄有良的遭遇并非孤例，中国大陆有约20万妇女遭受日军慰安妇制度侵害。海南作为日军占领区，受害者多为黎族和汉族妇女。她们被强征后，身体和精神均受重创，许多人终身不育或健康问题频发。战后，这些妇女大多隐瞒经历，避免进一步歧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慰安妇问题才逐渐公开，一些幸存者开始讲述真相。黄有良在晚年加入这个行列，与其他受害者共同发声，寻求历史正义。 2001年7月，黄有良与其他7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她们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事实、公开道歉、恢复名誉并提供赔偿。原告包括陈亚扁、陈友兰等人，她们提供证词和证据，描述日军暴行。诉讼过程漫长，从一审到三审持续近十年。日本法院承认部分事实，如绑架和强暴行为，但以时效已过和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驳回诉求。这让她们失望，但也唤起国际关注。类似诉讼在韩国和中国其他地区也发生，推动了慰安妇议题的全球讨论。 诉讼失败后，黄有良继续在家中生活，身体渐衰。她与陈亚扁等受害者保持联系，两人因相似经历感情深厚，但因距离和健康原因很少见面。2010年三审败诉标志着她们法律途径的终结，但她们的证言成为历史记录。慰安妇研究机构收集这些资料，用于教育和纪念。黄有良的子女逐渐理解母亲的苦难，支持她公开故事。这段历史提醒人们战争对平民的摧残，尤其对妇女的系统性暴力。 黄有良于2017年8月12日晚在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岁。她是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去世时未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她的离世引发媒体报道，强调慰安妇问题的未决。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当时仅剩8人，平均年龄91岁。她们的故事通过纪录片如《二十二》传播，导演郭柯记录了22位老人，如今多数已故。这部影片上映前夕黄有良去世，增添了悲剧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