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同届，这份资历在国民党体系内本该带来晋升机会。但他接下的任务是将张学良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从溪口到台湾，跨越多个地点。监视工作从1937年西安事变后启动，张学良失去自由，刘乙光负责日常监管，包括检查通信和访客。这项职责让他放弃个人前途，专注于执行上级命令。历史资料显示，刘乙光在二二八事件中曾接到可能击杀张学良的指令，但最终未执行，这显示出他忠于职守却未越界。张学良夫妇的转移过程多次涉及刘乙光押送，确保安全同时限制行动。赵一荻作为伴侣，目睹这一切，生活细节受影响渐生不满。刘乙光的角色像一把锁，锁住了张学良的野心，也锁住了家庭的平静。 张学良曾是东北少帅，掌控大军，但事变后软禁生活转为被动。刘乙光的管理方式强调纪律，他扣留宋美龄寄来的书籍和用品，理由是安全审查，导致张学良夫妇数周未收到。1946年张学良试图联络外界时，刘乙光加强监控，增加巡逻频次，压缩外出时间。这种高压环境让张学良的复出念头屡屡受挫。赵一荻在旁处理家务，面对干扰如刘乙光妻子的大声叫喊和孩子们的喧闹，这些家庭因素加剧了住所的紧张氛围。历史记载显示，刘乙光的孩子曾扔石子砸窗，碎片散落虽未伤人，却增添了不适。刘乙光的监视并非个人恶意，而是任务要求，他记录每日活动上报上级。这25年，张学良从壮年步入老年，刘乙光也随之衰老，双方关系在矛盾中维系。 刘乙光的监视延伸到张学良的通信领域，所有信件需经审核，这阻断了外部联系。1956年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书写西安事变经过，刘乙光传达指令并监督过程，确保内容符合预期。张学良在日记中提及对刘乙光的复杂情感，称其为仇人亦恩人，一方面怨恨限制，另一方面承认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刘乙光未让张学良遭遇更大危险，这点在历史评价中被提及。赵一荻的视角不同，她更多感受到日常不便，如物品扣留和活动受限。这些积累让她在1962年调离消息传来时，表达恨意。刘乙光的调离源于国民党内部调整，当时台湾局势稳定，监视强度减弱。这标志着一段时期的结束，但留下的影响持久。刘乙光一生专注这项工作，鲜有其他记录。 张学良的软禁从大陆到台湾，地点变换包括江西、安徽、贵州等地，刘乙光全程参与押解。一次张学良患盲肠炎，刘乙光安排医疗并上报，这确保了健康但未放松警惕。赵一荻陪伴丈夫，面对这些转移带来的颠沛，她的情感逐步转向对刘乙光的负面。刘乙光的妻子精神问题导致院中叫喊，声音干扰张学良阅读和休息，孩子们的不当行为如扔石子，进一步破坏宁静。刘乙光对这些未加干预，继续专注监视任务。历史资料指出，刘乙光在台湾井上温泉时期，仍维持严格制度，直到1962年。张学良夫妇的日子虽受限，但刘乙光确保了基本生活供应。这段关系反映出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无奈，刘乙光成为执行工具。 1962年调离后，刘乙光返回家乡，生活低调。历史显示，他于1982年病逝，张学良夫妇闻讯悼念，这显示出复杂情感。张学良恢复自由后移居夏威夷，回顾一生时提及刘乙光的作用。赵一荻于1990年去世前，未再公开表达对刘乙光的看法。刘乙光的资历本可让他在军统中活跃，但选择专注监视，让他一生籍籍无名。黄埔四期的同学如戴笠和张灵甫有不同轨迹，刘乙光却绑定在张学良身边。这反映出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分工，刘乙光忠实执行却无功勋。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影响深远，刘乙光的监视是其后遗症的一部分。赵一荻的恨意源于长期积累的生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