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河南驻马店，14岁女孩和13岁女同学，和3名成年男子去宾馆，14岁女孩让另外一名女孩去厕所，两名男子先后和她发生了关系。事发后，她先说是自愿，又说不是自愿。警方最初定性为聚众淫乱，后又更改为引诱未成年聚众淫乱。检察院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这是一场让人听得骨鲠在喉的司法拉锯战，更是一次法律刚性与朴素道德观念的激烈碰撞。 驻马店的三名成年男子，在与两名不满15岁的初中女生发生纠葛后，却走出了羁押室。当“证据不足、不予批捕”的结论传出，公众的愤怒几乎是本能的：明明是几个成年人带着初中生开房，怎么就定不了罪？难道那所谓的“自愿”，在未成年人身上真的算数吗？ 当我们把目光从愤怒的口号上移开，深入案件那些破碎的细节，会发现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是一个棘手得多的证据死结。 事情最吊诡的地方，在于这几个人凑在一起的方式和后续的供词。这不是一起典型的半路施暴，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逃离”。 在河南新蔡县一所乡镇学校的夜色里，14岁的可心带着比她更小的同伴小丽，做了一件在这个年纪看来惊心动魄、在成年人看来却痛心疾首的事——她们用绳子从二楼宿舍降到一楼，再翻过围墙，钻进了一辆早就等候在外的轿车里。 这看似是一场“双向奔赴”，实则是狩猎者早就布好的网。通过社交软件相识，把未成年人带去简陋宾馆，这套流程在这个互联网触角无处不在的时代显得令人不安地熟练。 然而，真正让检方在批捕书上迟迟无法盖章的，是那间宾馆客房里发生的一幕，以及事后那份反反复复的口供。根据案卷披露的信息，在这场被定义为“多人”的混乱关系中，14岁的可心曾让13岁的小丽去卫生间躲避、等待，而自己留下来应对两名男子的欲望。 事发后，面对家长的追问和警方的介入，女孩的说法变了又变：一开始说是“自愿”，仅仅两天后，又改口变成了“强迫”。 这种摇摆不定的陈述，在情感上是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的应激反应或畏惧心理，但在追求严谨的刑事诉讼中，却成了证据链上的一道致命裂痕。 这就牵涉到了警检双方在罪名认定上的巨大分歧。警方最开始的想法很直接，定性为“聚众淫乱”。但这个罪名有个前提，就是参与者得是“自愿”聚在一起破坏公序良俗。面对14岁左右的孩子，警方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他们迅速将罪名升级调整为“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 加了“引诱未成年人”这几个字，性质完全变了。1997年刑法修订加入这一条款，初衷就是为了在那条模糊的“自愿”红线之外，给孩子们穿上一层盔甲——只要成年人用了手段“引诱”，哪怕孩子表面上点头答应了，那也是犯罪。 但现在的困局恰恰卡在这个“引诱”上。 回顾2013年引起轰动的南京“聚众淫乱案”，法院之所以能把被告人锤死，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用游戏装备、金钱等具体的物质利诱了未成年人。而在驻马店这个简陋的宾馆案子里，办案人员翻遍了记录，目前的通报中却缺失了这样的实锤。 没有明确的转账记录证明交易，没有聊天记录证实胁迫或言语洗脑，只有女孩“当时没呼救、曾试图用脚踹开”这种相对孤立且缺乏旁证的描述。 在“疑罪从无”的铁律面前，检察院的选择显得极为慎重，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因为如果不批捕，嫌疑人会释放；但如果证据“空心化”却强行起诉，最终不仅可能导致案件在庭审阶段崩盘，更可能制造冤假错案。 这就是为什么警方虽然先后两次向县检察院提请批捕，甚至上提一级到市检察院复核，结果依然是被驳回。甚至新蔡县检察院的检察官直言，还有部分事实没查清，得等，得补侦查。 可对于那个翻墙逃课的夜晚来说，法律的无力感并不能掩盖背后的苍凉。那个叫可心的女孩，她的家庭像很多农村留守家庭一样，是个漏风的港湾。 父亲为了生计常年奔波，母亲的角色在她的成长中是缺席的谜题。一个在课堂上听不懂课、回到家看不见爱的孩子，当网络世界的陌生男子伸出一根看似温暖实则淬毒的“橄榄枝”时，她根本没有分辨的能力。 那些通过社交软件伸向校园的黑手，利用的正是这种家庭监管的真空。甚至可以说，那个从二楼垂下的绳子，既是她逃离枯燥校园的工具，也是她坠入深渊的导火索。 两个嫌疑人之所以能在羁押期满后大摇大摆离开，并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无瑕，而是因为现有的法律武器在这个特定的证据迷局里暂时卡了壳。 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警方还在继续补充侦查，那些隐秘的角落一旦被新的证据照亮，法律的利剑依然会落下。 法律不能仅凭同情心定罪，但我们的社会保护网如果仅仅指望最后的司法兜底，那样的悲剧只会重演。当14岁的女孩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是那根翻墙的绳子时，无论最后那三个男人判几年，我们其实都已经输了。 参考信息：澎湃新闻. (2024-05-28). 驻马店 14 岁女孩与一起 “聚众淫乱案”: 两涉事男子未被批捕，警方提请复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