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1967年，一只外皮烤得酥脆金黄的鸭子，对普通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奢侈的梦，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烤鸭要卖到7块7，而一瓶茅台酒才4块3，对于孙玉芹来说，当丈夫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大沓钱，说是“国家发的”时候，她心里的恐慌甚至多过了惊喜。 在这个操持家务的女人眼里，丈夫这钱来得太突兀，家里的账单早就乱成一团麻，书本费要交、老家病重亲戚要寄钱，还得填补之前欠下的一屁股债，即便这笔钱能解燃眉之急，她也没敢真去买那只让孩子们流口水的烤鸭。 她看不懂丈夫递钱时那颤抖的手，更不知道这笔奖金的背后，是1967年罗布泊那声震动世界的巨响，孙玉芹甚至没法要把那朵腾空的蘑菇云，和眼前这个总是神隐、沉默的男人联系在一起。 跨进核物理研究所的那一刻起，他的名字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墙上的一串编号，因为这份连对父母妻儿都必须守口如瓶的承诺，他成了胡同里最神秘的住户，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就没断过，有人甚至当面堵着门问孙玉芹，那个常年不着家的“老于”。 是不是犯事被抓进去或者下放了，这种恶意揣测传到孩子耳朵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委屈，六岁的女儿被人推倒磕破了头，哭得喘不上气也只能憋出一句“我爸爸是保密的”那种“保密”带来的生疏感，比流言更刺人。 有好几回，好不容易从大西北回趟北京，却赶上家里搬迁，为了守纪律，家人根本联系不上他，只能自己扛着大包小包挪窝，等于敏兴冲冲回到旧址，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他傻愣愣地站着，最后还得靠邻居指点才摸到新家门口。 最让人心酸的是，正在门口玩耍的一堆孩子里，竟然没人认出这个瘦得脱了形、发际线严重后移的男人就是父亲，他在外面到底在干什么，这成了家里最大的谜团，孙玉芹不知道，当她在深夜盘算着柴米油盐时，丈夫正和那帮科学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搏命”。 那时候条件有多苦，钱三强把他拉进堆满图纸的仓库时，中国在氢弹领域还是一张白纸，美国著名的《物理评论》杂志信誓旦旦地说必须用氚材料，这个方向差点把全世界的专家都带进沟里。 但于敏不信邪，他在那个人挤人的篮球场里，铺开满地的演算纸，愣是用粉笔圈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为了买那点做计算的纸，他甚至偷偷取走了家里存折上仅有的四百块积蓄，那场仗打得太惨烈。 全国就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老爷计算机，95%的时间得紧着原子弹的数据用，留给他们氢弹小组的时间少得可怜，为了抢时间，三十几个研究员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甚至因为手指用力过猛，崩飞的算盘珠子撒了一地。 就在这近乎原始的计算条件下，他在那些撕碎了能铺满一条街的草稿纸里，在数不清的“百日会战”中，硬生生抠出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于敏构型”即使方案定了，他也得拿命去拼，为了赶在那个联合国针对中国的禁令生效前完成试验。 也为了在那张仿佛被大国封锁线烫过的世界地图上给国家争口气，他和病床上的邓稼先制定了最后的冲刺计划，在那严重缺氧的高原实验室里，他常常捏着辐射剂量表就一头栽倒，医生抢救时才发现，因为长期的核辐射和过度透支，他的白细胞数量甚至不到常人的三分之一。 那些年，他的身体早就垮了，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有时候夜里因为巨大的压力释放而虚脱，他躲在厨房灌几口烧酒，肩膀抖得止不住，可这些惊心动魄，回到家只化作一句淡淡的“工资”，或者几个含糊不清的解释。 甚至当孩子们问起他嘴里总念叨的“rou”是不是要吃肉时，都不知道那其实是物理公式里希腊字母ρ的读音，到了八十年代，家里的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为了省几分钱的公交费，全家出门办事宁可多走几站地，家里那张铁床和写字台，旧得不像样也舍不得换。 那台老电视看花了眼，最后还是儿子实在看不下去，偷偷装了个机顶盒才多收了几个台，他不是没机会赚钱，那些送上门的顾问费、头衔，甚至单位配的警卫员，在他卸任领导职务的那一刻起，就被他推得干干净净。 孙玉芹这辈子大概都没完全搞清楚丈夫究竟做了多么伟大的事，直到2012年她去世，那个总是在公园找亭子看书的男人，还在为没能多陪陪她而愧疚，在那本人生账单上，于敏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家太多。 欠那顿没吃上的烤鸭，欠妻子一个安稳的觉，欠孩子们一个能天天回家的爸爸，2015年，当那个穿着旧中山装的老人，在人民大会堂差点被地毯绊倒时，许多年轻人才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那一刻，他手里没有了那些让他哪怕胃疼到抽搐也要死守的数据单，只有一枚迟来的勋章，而在遥远的西北实验基地，在那闪烁的屏幕上，属于“于敏构型”的参数依然在不断迭代，那是不朽的生命线。 信息来源：商丘网—京九晚报—于敏的“烤鸭梦” 中国军网—于敏：“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的中国氢弹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