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主席躲进农妇家。没想到，敌人搜查时，农妇却说：“你们要找的人，在我家！” 然而，就是这一句话，26年后，她收到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城楼上的风很大，那是1949年的北京，也是1959年的北京。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站在天安门那个至高位置上的，除了叱咤风云的伟人，还有两个衣着朴素的农村老太太。 没人知道，这两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妇，曾为了同一个信仰，在1933年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份，做出了那个几乎震碎心肝的决定。面对端着枪踹门的敌人，她们没有跪地求饶，反而指着自家那个看似毫无防备的角落，说了句要命的话：“军爷，你们要找的人，就在我家。” 这一指，有的指生了那段几十年的“革命亲情”，有的，却是一指断了亲生骨肉的魂。 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1933年，江西和湖北的交界处被恐怖的白色恐怖笼罩。在瑞金，当那群像饿狼一样的搜查队要把陈发姑家的房子点天灯时，这位没读过书的女人展现出了惊人的演技。屋外的枪声还没停，那位“大人物”前脚刚被她推进漆黑的柴房，后脚砸门声就响得惊天动地。 陈发姑没被吓瘫，反倒吸了一口凉气，故意拖沓着步子，脸上堆出一副恰到好处的惊恐——那是怕官的“顺民”相，却绝不是心里有鬼的心虚相。 面对逼问，她手一抬，直接指向了院落角落那个满身泥点子、正挥着锄头干活的男人。那是她的丈夫，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烂衣裳，一脸庄稼汉的憨厚。 “官爷，这不就是我家男人嘛，正干活呢，没别人了。”这话说得既泼辣又带着几分农妇特有的委屈。她甚至主动让开路，这种“敞亮”反倒让搜查队愣了神。 那帮兵看着满院子的穷酸气和那个老实的庄稼汉，觉得自己被耍了，骂骂咧咧地抢走了几个窝窝头便转身离去。他们根本想不到，就在几步之遥的柴房那堆干柴后面，藏着关乎中国命运的人。 然而，同样的1933年，对于黄菊喜来说，那个选择就没有哪怕一丝回旋的余地。 那时候在湖北的山沟沟里，敌人是带着“不交人就屠村”的毒誓来的。真正的领袖就藏在她家的地窖里，那是全村的希望，更是这片土地的火种。 那个年轻的领导人曾在村里办夜校、修桥补路，这恩情黄菊喜记在骨子里。当敌人冲进屋那刻，黄菊喜也抬起了手，但这只颤抖的手指向的，不是什么用来打掩护的庄稼汉，而是端坐在桌前、面色苍白的一个年轻人。 那不是别人，是她最疼爱的小儿子。这孩子生得天庭饱满，跟画像上的那位领袖竟有几分神似。为了地窖里那个人的安全，这位母亲把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推到了枪口上。她说出“他就是共产党”这几个字时，声音在抖，但字硬得像生铁。 敌人没有分辨真假，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个年轻人拖走了。随着一声枪响，黄菊喜的小儿子倒在血泊中，被当作“匪首”悬尸示众。而那位真正的领袖，只能含泪躲在地窖的黑暗中，听着外面那位母亲死死咬着牙关发出的呜咽。 黄菊喜，人称“黄菊妈”，她的狠心并不是在那一瞬间练成的。这个生于旧时代湖北的女人，12岁就当了童养媳，不到十岁的大儿子还没灶台高，她就带着五个孩子沿村乞讨。 1930年红军来了，她把家里变成了情报站和红军医院。为了报恩，为了那个让穷人翻身的理儿，她把大儿子吴朝义送去了部队，临别前只交代要听领导的话。结果大儿子在江西铜鼓牺牲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可她没哭天抢地，擦干泪就把剩下的孩子一个个往队伍里送。二儿子吴朝炳被捕遇害，三儿子吴朝福在战场上成了拼命三郎，大女儿吴凤桂战死，连那个才14岁负责传情报的小女儿吴满桂，也被敌人残忍杀害。 这哪是一个家，这分明是用血肉堆出来的“满门忠烈”。哪怕是到了53岁，她自己也被抓进大牢，受尽了折磨，却始终没吐露半个字的秘密。一直到抗美援朝时期，这位孑然一身的老人还在家里不知疲倦地编草鞋，卖了钱全都捐给了前线的志愿军。 这笔血染的恩情，国家一天都没有忘。 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北平升起，那位在地窖里逃过一劫的领袖，特意把失去了所有儿女的黄菊喜接到了北京。站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的红旗，这位快80岁的老人泪如雨下。那一刻的礼炮声里，不仅有新中国的欢呼，更有她五个儿女未泯的英灵。 而对于瑞金的陈发姑，那份迟到的重逢虽然隔了26年，却依然滚烫。1959年，当邀请函送到她那满是老茧的手中时，她还以为是谁搞错了。直到在那雄伟的城楼上，那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她，喊了她一声“大姐”，她才知道，当年的那个瞬间，有人用一生在铭记。 当那位已是国家领袖的人对陈发姑说出那句“一直没敢忘”时，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像是握住了那段在这片土地上，用鲜血、智慧和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岁月。 参考信息：《人民日报》2019年09月30日 06 版《革命岁月里的军民鱼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