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共识：中国经济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与企业活力，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更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有了明确的增收动力，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11.93%稳步提升至2023年的14.37%，这种“多干多得”的机制让各地纷纷化身“经济CEO”。 竞争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招商引资，像东乡县“十四五”期间签约项目150个，总金额超274亿元，靠的就是标准化厂房、税收减免等实打实的政策，这种“拼服务”的氛围让企业活力充分释放。 但竞争也出现了“内卷”问题，部分地方开出“零地价+十年免税”的超常规优惠，导致企业“政策套利”，光伏行业主链环节产能过剩度甚至超过60%，反而造成资源浪费。 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让竞争变了味，一些地方为追求短期政绩，盲目上马古城、产业园项目，财政部2023年审计报告就披露，大量专项债投向同质化建设，不少项目建成后闲置。 如今竞争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赛道，中央明确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严禁违法违规补贴，各地开始从“拼优惠”转向“拼生态”，东乡县围绕特色产业延链补链，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就是例证。 地方政府竞争的本质是发展动力的释放与规范的平衡，从过去的“GDP锦标赛”到如今的“高质量比拼”，既保留了干事热情，又避免了无序内耗，这正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前的关键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