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二里头与研究二里头与夏有本质区别。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近代最为重要的文史研究方法之一。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历史学)与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物：考古学)相互印证。 二重证据法被公认为是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的基本方法，对研究距今5000—3500年这段无文字考古学文化尤为重要。但就是这“尤为重要”的基础研究方法，并未被部分相关学者所采用。 古往今来研究历史的学者对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经年通过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李学勤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识读、释读与《史记殷本纪》商王世系七成信息是相互验证的，从而确定《史记殷本纪》是信史。著名历史学家（先秦史）陈直先生在其《史记新证》序言（图二）写道：太史公作殷本纪，合于殷墟甲骨者，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 按照一般思维理解，既然历史文献记载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又经过王国维等多位学者确认文献《史记殷本纪》中大部分是可信度，那么考古发掘出同时代（距今5000—3500年）的遗址应该就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二重证据法）。 但现实中考古研究并不是这样的，笔者写过：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这个问题不应该问许宏（不少人留言：许宏是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用考古资料说话的），笔者认为这和“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用考古资料说话”没有半毛关系，因为许宏是单纯研究二里头的学者且不使用二重证据法。 备注：以研究二里头和“夏”为例，单纯的研究二里头与单纯的研究历史文献上的“夏”，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重合，永远得不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二里头是不是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1、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考古学多设在人类学下，部分设在艺术史下，少数在历史学下，导致我们在引进考古学时造成一个“误区”：考古学就是考古学与历史学不同，应独立研究。 备注：年龄大的考古学者中有不少持有此种观点。 2、考古学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2011年才成为一级学科。作为二级科学（考古）对其上一级学科（历史）有什么用？可以“证经补史”，这是不少考古学者所反感的。 备注：早期的一些考古学者较反感“证经补史”的说法。 3、使用“二重证据法”作研究，门槛会变高，读取资料变多，研究难度几何程度提高。 备注：以研究二里头和“夏”为例，除了考古学，还需要掌握历史文献学、青铜器学、古文学等。 4、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