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日，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前左二受邀，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与众人的留影。 照片里，两边是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名字响当当；她这张脸，在人群里并不扎眼，可是很多人心里清楚，她是带着一个早就不在世的名字上来的——刘胡兰。 解放军第一次进云周西村时，这个妇女抱出一台旧纺车，木头都磨得发亮，说女儿从小就踩着它干活，一边摇轮子，一边听人讲党、讲分地的事。 纺车是家什，也是这孩子长大的凭证。 后来，关于她的事，就这么顺着干部、记者的嘴，一点一点，从村里传到了县里，又一路传到了陕北。 1947年2月4日至18日，延安各界慰问团到吕梁前线慰问部队。 副团长张仲实，是翻译马列著作忙了一辈子的老理论家。慰问团走到文水县，县委在汇报会上说起一桩事：云周西村有个十几岁的女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端来的钱和好处，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最后被推到铡刀前，还要喊一句“怕死不当共产党”。 屋里很多人没吭声，灯芯噼啪响得格外清楚。 张仲实听完，心里觉得这事不能只当一条“情况”，当场安排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和陕甘宁边区妇联的同志进村调查，又让人去看望刘胡兰父母。 材料一摞摞摆到手上，他心里就有了底：这个姑娘不是突然“硬气”一回，从儿童团开始就跟着党，土地改革时亲眼看见穷人分到地，对党不是嘴上顺杆往上爬，而是真认同，这样的人到生死关头不肯“自白”，并不出乎意料。 回陕北的路上，他遇到晋中地委书记解学恭，两人一谈战区里怎么抓党员教育，很快就绕到刘胡兰身上。张仲实说，这个例子把党员该站哪一边、愿不愿意用命去守，讲得明明白白，比一车口号好使，建议树成典型。 解学恭听进去，决定在刘胡兰墓前立石碑，请人写碑文，把这面旗立起来。 张仲实觉得，这块碑最好让中央来定，他回去要向党中央做个囫囵又具体的汇报。 1947年3月25日，他把调查材料和意见交给任弼时，把刘胡兰从出身、参队、牺牲的经过讲了一遍，又提了一嘴：最好请毛主席为这位年轻女烈士题词，既是表彰，也是给前线和解放区党员加一把劲。任弼时点头，把这条意见记在心里。 3月26日，任弼时把这些情况汇报给毛主席。 那天，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整整第8天，敌军追得紧，枪炮声时远时近，毛主席正筹划离开陕北，以游击战同国民党军周旋。窑洞里灯光昏黄，他听完，沉默了一阵，在案头铺纸提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 字不算多，把云周西村一座小坟上的名字，推到了全党全军面前。 题词写出，云周西村那天的血账也开始一条条往回翻。 1947年2月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文水县城，党和政府随即展开对惨案凶犯的缉捕。 参与行凶的吕德芳，在攻城战斗中被当场击毙；惨案主谋之一吕善卿被俘，经审查处决；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异，被认定为另一名主谋，在1948年6月晋中战役中被击毙；孟永安在文水县城解放时被俘，列入责任人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群众检举把旧案一件件掀开。 1951年，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德胜被查出，当年就是他在现场指挥并亲手用铡刀杀死刘胡兰等烈士。1951年4月4日，他在祁县武乡村被枪决。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逮捕了同一连队的指导员张全宝，5月11日，一营副营长侯雨寅在稷山县被捕。 6月24日，在云周西村惨案原址，文水县各界2.4万多人挤在场院里参加公审大会，两人当场被判死刑，就地执行，村口的冷风像又刮了一遍。 真正的匪首，一段时间里还躲在暗处。 朱永生，河南内乡县赤眉人，出身贫苦农家，十几岁被卖到山西太原一带当壮丁。 人瘦高，会看脸色，又练出一手好枪法，被闻喜县一名恶霸地主看中，雇去做保镖，还把女儿何秀珍许给他做妻子。后来他投靠阎锡山，在阎军地方武装里做到营长。 云周西村惨案中，他就是那个下命令动铡刀的人。 解放以后，他畏罪潜回老家赤眉，从山西带回妻子，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妻子当上村妇女主任。 白天站在讲台上教书，晚上点灯备课，看上去就是个规矩的乡村教师，谁也不往“营长”“铡刀”那边想。 1954年8月，赤眉区公演歌剧《刘胡兰》，剧场里坐满了人。 演到大胡子连长指挥士兵铡刘胡兰那一段，台下一名观众低声说了一句：“演得一点都不像。”站在他身后的老工人心里发紧，普通人看个戏，多半只会感叹悲惨，哪里会讲“像不像”。 散场后，他一路跟到那人家门口，记下住址，转身去向区里公安特派员报告。 公安机关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身份、经历一项项核实，最后确定，这个民办教师就是当年的阎军营长朱永生。那时他正在郑州参加省先进教师表彰大会，公安人员赶到，在河南饭店澡堂内辨认，确认无误。 闻喜县和文水县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查明他在闻喜、文水一带杀人放火，谋杀农会主席，杀害刘胡兰等，共有十条人命。 1954年冬季，司法机关判处朱永生死刑，在文水县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