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在商店买东西时，盯着一个售货员看了一会，发现此人竟是七年前投敌的叛徒任长江。 1952年春天，武汉刚从战乱里缓过劲儿来，街上到处是忙着恢复生产的人。 就在一家看着很普通的国营商店里，发生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几颗算盘珠子掉在地上的声音，牵出了七年前的一桩血案。 那天进店买烟的人，是湖北军区的司令员王树声。 他本来就是随便来买点东西，站在柜台前等着结账。结果他没注意别的，先注意到了售货员那双手。 那人原本拨算盘拨得挺利索，可王树声一靠近，对方动作立刻僵住，像手突然不会使了一样。更怪的是，那人一直低着头，死活不肯抬眼，好像恨不得把脸藏进账本里。 可越躲越露馅。王树声顺着看过去，一眼就瞥到那人左耳下面有一道刀疤。 那疤不算大，但位置太特殊了，而且他见过——1943年反扫荡的时候留下的，当时弹片飞过来，王树声就在旁边，记得清清楚楚。 王树声没吵没闹，就冷不丁问了一句：“你是房县人？” 柜台后那人像被雷劈了一下，身子一抖，算盘珠子哗啦啦掉了一地。对方硬挤出一句：“我叫老任。”声音还故意压得很低，像怕别人听见。 可这时候，王树声心里已经基本有数了。那道疤、那脖子后面的小痣、还有这种做贼心虚的慌乱，都在告诉他：这人八成就是任长江——当年在关键时刻带着绝密情报跑掉的那个参谋。 王树声当场没翻脸。他很克制，转身就走，出了门才让警卫员悄悄布控，先别惊动人。可他的思绪一下子被拽回到1946年那个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夏天。 任长江最早并不是一开始就坏。抗战初期，他也是带着恨来的。 1938年武汉沦陷，他地主出身的父亲被日本人打得落下终身残疾，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就去投了新四军的队伍。 因为他识字，有文化，从做文书干起，人也能吃苦，脑子转得快，没几年就被提拔到王树声身边当参谋，还干过警卫排长。很多重要文件、计划、电台相关的东西都经过他手，属于比较被信任的那一类。 但人最怕的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扛不住。 1946年，中原军区被国民党围得死死的，三十万大军处在非常危险的局面里，大家都准备拼命突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诱惑和恐惧一起压过来：国民党那边抛出高官厚禄、金钱好处，像拿糖哄人；他家里也来人劝，尤其是父亲，让他别再吃苦，说家里能保他平安。前面是九死一生的突围，后面是“看起来能活得舒服”的路，任长江心里那根弦断了。 他挑了个夜里，偷偷把最要命的东西带走了：突围路线图、行动计划，还有关键的电台频率表。然后就投敌了。 这不是简单的“怕死跑路”，而是拿战友的命当投名状。 因为他把这些情报送了出去，部队的行动等于被人提前写好了答案。刘昌毅带的三旅刚出动，就像一脚踩进对方挖好的坑里。 后来的苍苔镇阻击战打得极惨：武器装备差，很多是土办法，面对的是装备更好的敌人。伤员多得管不过来，纱布不够，就只能撕衣服当绷带，血把布条都浸透。 王树声听到任长江叛变那消息，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因为这是他身边的人，是他信过的人。 任长江以为投敌能换来荣华富贵，结果也没捞到什么好下场。利用价值用完了，国民党就把他晾在一边。后来国民党撤退，他也没跟去台湾，只拿了个所谓的遣散证，被扔在大陆。为了活命，他带着家人躲进武汉，改名换姓，混进国营商店当售货员，想着躲一辈子。 但人做了亏心事，日子很难安稳。他天天怕敲门声，怕有人来抓他，整个人像惊弓之鸟。躲了六年，他以为风头过去了，结果还是栽在那道疤上。 王树声回去后，通过公安机关暗中核查，很快把“老任”的底细查实。 人一抓住，到了审讯室，任长江一开始还想找借口，说自己是被逼的、家里人怎样怎样。 可证据摆在那儿，加上当时对特务、反革命案件查得很严，他顶不住了，最后把当年怎么带着情报投敌、怎么配合对方做事、甚至牵连干部群众的情况都交代出来了。 按当时的法律政策，他欠下的人命账太重，属于罪责很清楚、后果很严重的那一类。1953年，他被押回老家房县公开审判，最后执行枪决。那天围观的人把地方挤得水泄不通，枪声一响，这个人的路就到头了。 王树声看完判决材料，只说了六个字：“法律办他，省钱。”意思很直白：别跟这种人谈情分，按法办就行，不必再多费心思。 事情结束后，还有个细节挺扎心：王树声在家吃饭时，让人多摆了一副碗筷，还倒了一杯酒。 他没说话，就盯着那杯酒看了很久，然后把酒杯轻轻推到桌子中间，自己那晚也没怎么动筷子。 那不是在悼念任长江，而像是在给那些因为泄密而牺牲的战友一个交代：这段旧账，终于算完了。 任长江当年为了金条、为了所谓安全感，把良心和战友一起卖了。换来的不是富贵，而是六年提心吊胆，最后一声枪响。那家国营商店里算盘珠子落地的那一刻，其实就说明了一个道理：血债不是写在纸上就能抹掉的，时间早晚会把账追到人头上。忠诚这道题，答错了，真没有侥幸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