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长胜诉，将会给所有教育从业者一记沉重的耳光，家长马女士状告学校和英语老师，幸好法院驳回了一审全部诉求，马女士不甘心，坚持起诉，等待这月的二审判决。 江苏这桩案子，二审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这不仅仅是一场官司，更像是一次对教育行业“风险边界”的深度清算。 法庭的桌面上，摊开的是一本早已无法平账的生命账簿。账目的一方，是那位誓要讨个说法的母亲马女士，她手里紧攥着一审败诉的判决书，那是法律对责任归属给出的一份初步审计报告。 另一方，则是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学校和一位倒霉的英语老师。回看这笔“坏账”的源头，哪怕是局外人看了心里也得咯噔一下。一个本该在校园里撒欢的12岁女孩，却在自家的四面墙内，做出了最决绝的“清算”。那个理由轻得让人不敢相信——仅仅是因为几个写不会的英语单词。 为了抵消这几个单词带来的挫败感，她透支了自己全部的未来，甚至还要搭上姥姥救命用的那一整瓶心脏病药。这种用生命去兑换学业解脱的汇率，实在是太惨烈了。在马女士的眼里，这笔账怎么算都该由学校买单。 她把女儿生前的聊天记录翻了个底朝天，试图从中提取出每一笔“高利贷式”压力的证据。那些关于作业繁重、要去办公室“喝茶”的字眼，成了她指控校方实施“精神挤兑”的实锤。特别是那些动辄十几二十遍的机械性罚抄，被视作压垮孩子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审的时候，法律这台精密的计算器给出了结果：驳回全部诉求。逻辑很硬核，悲剧发生在物理空间完全切割的家里，时间线也在放学之后。在那样的私密场景下，学校的手伸不到那么长，既无法预警由于家庭内部监管缺失带来的风险，更谈不上直接的过错关联。 这就是法律划定的“止损线”，它拒绝将无限责任捆绑在教育机构的身上。那个处于旋涡中心的英语老师，其实也就是个刚入场的“散户”。接手这个班级不过十来天，甚至还没来得及摸清每个孩子的脾气底色。 她承认确实把孩子叫去过办公室，但在她的认知里，那只是常规的“业务维护”，没有体罚，只有订正。谁能想到，这种再普通不过的教学流程，竟然触发了致命的“熔断”机制。现在，这位老师已经彻底退出了这场高风险的游戏，连办公电脑都没带走，直接裸辞。 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心灰意冷，不如说是为了规避更大风险而做的“强制平仓”。眼下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即将到来的二审，因为这判决结果不仅关乎一家一户的悲欢，更是一次对教师管教权的重新定价。若是二审改判学校有责，那教育行业的“隐形保费”将瞬间飙升到天价。 试想一下，如果正常的作业督促和批评教育都能被定性为致死诱因，那谁还敢在讲台上多说半句重话？老师们为了自保，必然会选择最理性的策略——“佛系”教学。看着孩子趴桌睡觉？不管。作业一片空白？不问。 只要确保学生在校期间身体零件完整，至于学到了多少知识，那就不在风险评估的范围内了。这种“防御性教学”一旦成为主流，最终买单的其实还是那些渴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普通家庭。有人觉得家长这是在搞“责任转移”，试图用外部的赔偿来填补家庭教育内部的巨大亏空。 话虽难听，但道理却很尖锐：家庭才是孩子心理账户的第一顺位监护人。当一个孩子的抗压系统脆弱到因为几个单词就全面崩盘，这背后的情感赤字，恐怕绝非一日之寒。只是对于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来说，承认自己内部管理的失败，比指责外部环境的残酷要难上一万倍。 那个二楼空荡荡的房间，老人下意识望向窗户的眼神，都是这个家庭永远无法抹平的沉没成本。 她坚持上诉，或许不是为了钱，而是试图通过法律的认定，来为那无处安放的内疚感找一个合理的出口。遗憾的是，法律的天平只负责称量证据的重量，而不负责抚慰人心的创伤。 无论二审最终如何落槌，这起悲剧里早已没有了赢家。 生命已经注销，剩下的只有生者在漫长的余生里，对着这本算不清的烂账，一遍遍地煎熬。 参考：江苏12岁小学生家中自杀，遗书称“写不会英语单词”，吞下姥姥100颗心脏病药，妈妈起诉学校案件将二审——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