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南宁火车站东广场，一个远嫁女子离婚后抱着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孩子，手里拎着塑料袋，先在小旅馆门口问有没有几十块的房，再去中介问可不可以先住后付，屡屡碰壁。 她叫李梅（化名），今年32岁，老家在贵州山区，三年前经同乡介绍嫁给了南宁本地的一名装修工人。当初不顾父母反对远嫁，图的是男方承诺“会一辈子对她好”，可现实却给了她沉重一击。婚后婆婆始终看不惯她外地人的身份，日常冷嘲热讽不说，丈夫也渐渐暴露本性，不仅嗜酒还对她动辄打骂。 最让她寒心的是，两个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全靠她打零工支撑，丈夫的工资要么赌输要么喝掉，从未给孩子买过一件新衣、一罐奶粉。忍到小儿子满周岁那天，丈夫酒后又一次动手，她连夜收拾了几件衣物，抱着刚会走路的大儿子，背着襁褓中的小儿子，揣着仅有的800多块积蓄，逃离了那个没有温度的家。 离婚时法院判了丈夫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可从她离开至今，一分钱都没拿到过。她试过找前夫要，对方要么拉黑联系方式，要么恶语相向，说“孩子跟着你就该你养”。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一项针对离异单亲母亲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前夫从未支付过抚养费，即便有支付的，金额也大多低于法院判决标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她根本没法找固定工作，只能在路边做点零活勉强糊口，积蓄很快见了底。 她原本想在南宁找个便宜住处安定下来，可跑遍了火车站周边的小旅馆，最便宜的单间也要120元一晚，这对她来说已是天文数字。拎着的塑料袋里装着孩子们的奶瓶、几件换洗衣物和半袋婴儿米粉，那是她能带走的全部家当。 中介门店里，工作人员看着她狼狈的模样，直言“先住后付从来没有这种规矩”，甚至有人悄悄议论“是不是骗住的”，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她低着头，不敢让别人看到眼里的泪水，怀里的大儿子紧紧攥着她的衣角，小声问“妈妈，我们今晚住哪里”，她只能强忍着心酸说“快了，马上就有地方住了”。 其实南宁早就有针对困境群众的应急救助政策，统筹利用学校、公园、文体场馆等公共设施建设了应急避难场所，可李梅根本不知道这些渠道。像她这样的独抚母亲，面临的何止是住宿难题。 2025年的数据显示，单亲妈妈月入两千以下的比例超过三成四，35岁以上的她们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很多企业一听到“带两个孩子”就直接拒绝，担心她们频繁请假影响工作。她曾试着去餐馆应聘洗碗工，老板见她要带着孩子上班，连连摆手，哪怕她承诺“孩子会乖乖坐着不闹事”也没用。 更让她无助的是，她连申请救助的门路都摸不清。社区服务中心的电话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去现场咨询又因为要抱着孩子、背着孩子，行动不便，加上不熟悉南宁的路况，跑了两次都没找到地方。 她不是没有想过回老家，可一来一回的车费就要花掉大半积蓄，而且老家的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根本帮不上她照顾孩子，她不想再给父母添负担。 很多人觉得远嫁是个人选择，吃苦受累该自己扛，可谁能想到，那些当初抱着“改变命运”想法远嫁的姑娘，背后可能藏着多少无奈。 就像李梅，老家条件有限，她以为嫁给城市里的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却没料到婚姻会如此不堪。更残酷的是，当婚姻破裂，她们带着孩子离开时，往往要面对经济拮据、就业困难、社会支持不足等多重困境。南宁的应急避难场所本是为困境群众准备的，可为什么像李梅这样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不知道如何获取救助？ 独抚母亲群体的规模正在日渐庞大，她们面临的经济压力、子女抚育、职业发展等问题，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完全解决的。相关部门出台的扶持政策，比如就业技能培训、低息贷款等，能不能更精准地触达这个群体？社区能不能建立专门的帮扶渠道，让像李梅这样的妈妈们在走投无路时，能及时找到求助的门？ 她现在还在火车站广场的长椅上坐着，小儿子已经睡着了，大儿子靠在她怀里，眼神里满是不安。夜色渐深，气温越来越低，她把身上的外套裹得更紧了些，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她不知道今晚该去哪里，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只知道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婚姻的选择没有对错，但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雨时，社会不该让她孤立无援。那些看似冰冷的政策条款，能不能多一些温度？那些公共救助资源，能不能多一些普及和指引？毕竟，每个母亲都在拼尽全力保护孩子，她们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