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那段时间，郑洞国没有在办公室流露半点情绪，依旧每日按时处理技术资料，查阅会议记录。但朋友知道，他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只是坐着，一支烟接一支烟地抽。 比起曾在缅甸丛林中指挥部队突围时的那种冷静坚决，这种沉默更让人感到压抑。他对自己说，命令可以执行，感情却难以安排。 陈碧莲并不是他生命中最早出现的决定性人物。早在1942年，郑洞国就已经是远征军副司令，在滇西战场上负责组织大撤退。 当年日军攻势凶猛，远征军被迫深入缅甸，交通补给断绝，他指挥的部队被夹击在丛林中，不得不分头突围。他带着骨干沿野人山北撤，路上死伤惨重，部下尸横遍野。 那一年，他三十八岁，脸上已经刻满风霜。 “我这人不怕打仗，就怕人心散。”他曾在1946年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讲过这句话。部队能打，靠的是纪律与信任。 可是人心这事，一旦动摇，谁也抓不牢。 1949年，他选择在北平起义时向新政府表示忠诚。有朋友替他惋惜：“你也是国民党里的上将，犯得着么？”郑洞国没有解释。他只是很清楚，那个政权已是病入膏肓，救不了。 他不想继续为旧主站台。 到了北京，郑洞国原以为可以安稳下来，继续在技术领域做些贡献。水利部安排他参与黄河防汛与三门峡初期勘测。他精于规划图纸，也愿意低调办事，只希望不再卷入斗争。 但个人生活的变化却悄悄瓦解他的精神支柱。 签下离婚文件后，郑洞国不再回南方，也极少提起往事。直到三年后，陈碧莲再嫁的消息传到北京，有人试探着问郑洞国的想法，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人各有志，不必勉强。” 那人正欲转移话题，他却补了句：“只是她再不会找到比我更体面过日子的。” 他不怨，只是不愿再重蹈覆辙。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郑洞国的生活重新归于规律。他拒绝了多次媒人撮合，说缘分不是安排出来的。直到1957年，水利部内部一次野外调研，他结识了第二任妻子。 对方同样经历过婚姻失败，两人沟通不多，感情却稳定，不折腾。 “家不在大，和则安。”这是郑洞国对这段婚姻的评价。他没再公开评论陈碧莲，却在朋友面前提起过：这才是能相处过日子的人。 那些年的战争、背叛、起义、清洗，他都经历过，但真正让他寒心的，是那些最亲近之人的远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