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员王冶秋走进院子，看到满院子的军统特务，就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只听特务问他手下的一名勤务兵：“这个人是不是你的长官？” 勤务兵被枪口逼得发抖，嘴唇发白，院里站着的人却很冷静，衣服不一定是制服，但做派一眼能认出来。王冶秋没往前多走，脚尖在门槛边停住，手心已经出汗。 王冶秋在国民党机关里有公开差事，出入都要看证件，可真正要命的，是王冶秋背后那条看不见的线：南京地下党需要一个稳定的联络点，把消息送出去，把人送出去。 军统这类清剿并不是临时起意。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手系统，1946到1948年间在京沪杭一带反复部署“肃共”行动，南京尤其紧张。 南京档案与党史资料里反复提到，那几年地下组织多次遭破坏，负责人被捕、牺牲的比例很高，很多点是被渗透后整窝端走的。院子里这批人来得这样齐，说明不是碰巧巡查，是拿到线索后专门布的口袋。 王冶秋脑子里闪过一件事：前几天王冶秋刚把一份与江防、兵力调动有关的材料交给交通员。交通员平时沉默，那次却多问了两句，王冶秋当时就觉得不对，但事情赶，没法立刻换线。 地下工作讲“隐蔽精干”，越是紧的时候越要克制，王冶秋也只能把疑心压下去。现在看来，线很可能从那儿断的。 特务不急着抓人，反而盯住勤务兵问话，这是老办法：先打碎最弱的那块。勤务兵年纪不大，来南京讨生活，识字是王冶秋教的，工钱也是王冶秋掏的。 王冶秋知道这孩子怕，可更怕孩子扛不住。王冶秋把工作证慢慢从口袋里摸出来，指腹贴着皮套边缘，勃朗宁手枪就在腰间，拔出来就是一条命的距离。 勤务兵抬头那一下很快，像是下了决心，声音却没想象中尖：“不是长官。王冶秋只是租院子的，勤务兵只是帮工。”院里有人互相看了一眼。王 冶秋听得心里一沉又一松：这句话顶得太硬，硬到像背好的，可勤务兵脸上的慌是真慌。领头的军统一把揪住勤务兵衣领，甩了耳光，问第二遍。 勤务兵嘴角见血，还是重复同样的话。 王冶秋没有立刻趁乱跑。跑得早了，等于告诉对方“就是我”。王冶秋先把证件递出去，语气放平，说自己在机关任职，住这里是租的。 特务接过证件去对照，旁边的人已经把院角、屋檐、后窗都看了一遍。王冶秋知道时间不多：一旦对方从别处调来熟人确认，或把证件拿去核查，院子就会变成牢房。 就在这时，院门外响起马蹄声。不是大队人马那种整齐的踩踏，而是几匹马急停时的短促。有人在门外喊“奉命提审要犯”，语气故意冲，像军警口吻。 领头军统犹豫了，想要对口令。王冶秋盯着那一瞬间的迟疑，心里只剩一个想法：机会只有一次。 王冶秋猛地侧身撞倒近处一人，手枪拔出时没有犹豫，抬手对着墙边灯泡打碎，院里一下暗了。王冶秋不恋战，转身就往后窗扑。 木框擦过肩膀，王冶秋落到巷里时听见院里乱成一团，特务喊人，枪声零星。勤务兵也动了，扑住一个人，死咬胳膊拖住。王冶秋回头的一刹那差点停住，硬生生把脚步压下去。 地下工作里最难的不是冲出去，而是不回头。 王冶秋后来能把联络线重新接起来，是南京地下党长期积蓄力量的结果。 南京并不缺点，磨盘街一带就曾有地下党秘密联络处，1946年到1948年间一些重要会议也在隐蔽地点召开，这类点位承担的就是“见面、传话、交接”的功能。 军统抓点的逻辑很清楚：只要掐断交通，组织就会失声。王冶秋这次脱身，不只是个人命大，更是避免一条线被连根挖出。 院子里的拷打并不会因为“抓错人”就温和。勤务兵被反复逼问“王冶秋是谁”“住处还有谁来过”，这类问法是要顺藤摸瓜。 王冶秋知道这孩子很可能撑不住，所以王冶秋逃出去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安全屋睡觉，而是按应急规程把联络方式全换掉：换交通员、换投递点、换暗号。 这些动作听起来冷冰冰，但每一步都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