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开工厂的时候保安队长是个退伍军人,野战部队的一个排级干部,因为犯了错误被以士兵身份退伍了,到我厂里当保安,应聘的时候就提出要带着儿子住厂宿舍,人事主管不敢定夺。 我叫老周来办公室时,风扇正吱呀呀转着。他站得跟标枪一样,我问孩子的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儿子十二岁,在老家……把人打伤了。”他说的很艰难,“那孩子欺负他同学,我儿子看不过去,下手没轻重。对方家里不依不饶,学校待不下去,我也没脸让战友帮忙照看。”他眼神垂下去,“带在身边,我能管着。” 我愣了一下,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看他黝黑脸上那抹窘迫,还是心软了。“宿舍一楼有间放杂物的,清理出来给你们住。”我说,“但你得保证,把孩子教好。” 老周来的第二天就出了事。中午食堂里,他儿子小军因为排队跟个年轻工人吵起来,抡起凳子就要砸。老周像道黑影似的冲过去,一把按住小军的手腕,那凳子硬是没砸下去。小军挣得满脸通红,老周一言不发,把他拽出了食堂。 下午我看见老周在仓库后头的空地上教小军打军体拳。太阳晒得地上发白,两人满身是汗。“拳头不是用来欺负人的,”老周的声音硬邦邦的,“是让你知道力气该往哪儿使。”小军咬着牙,一遍遍练着出拳。 从那以后,小军每天放学就蹲在保安室写作业。老周巡逻,他就在后头跟着;老周修厂里的三轮车,他就在旁边递工具。有次厂里卸货,人手不够,小军居然闷声不响地帮着推车,那股狠劲跟他爸一模一样。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秋天厂区搞绿化,小军主动去帮忙搬花盆;冬天有员工的摩托车在厂门口熄火,他跑前跑后地找扳手。孩子们周末来厂里玩,他也不再孤零零站一边,反而成了孩子王,带着他们玩部队里学的游戏。 年底保安队聚餐,老周多喝了两杯,拍着小军的肩膀说:“这小子,期中考试进了全班前二十。”小军耳朵尖红红的,低头扒拉着碗里的菜。桌上不知谁起了头,忽然都鼓起掌来。 后来我工厂转型搬迁,老周父子去了别的城市。去年春节,老周给我发短信拜年,说小军考上了警校。短信末尾他写:厂长,谢谢你当年没只看那件事。 手机屏幕的光在黑暗里亮了一下,我想起那个夏天仓库后头空地上,两个被汗水浸透的背影。有些种子,你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它自己就能向着光长。
1986年,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来墨脱边防的军营视察,却看到军营三百多人全都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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