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深处，生活着一个特殊的族群——哈扎拉人。他们身着特色服饰穿梭在山谷间，黄皮肤、黑头发的容貌，与周边高鼻深目的族群形成鲜明反差，仿佛是镶嵌在中亚土地上的一抹东方印记。这个总人口近八百万、在阿富汗位列第三的民族，千百年來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他们的根在中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是流淌着东方血液的中国人后裔，这份刻在血脉里的认同，即便历经战乱与歧视也从未消散。 哈扎拉人的东方渊源，并非口耳相传的虚妄传说，而是藏在历史脉络与文化基因中的实证。这段渊源的起点，最早可追溯至盛唐时期的西域经营。公元七世纪，大唐国力鼎盛，为守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势力范围直抵今日阿富汗境内。当时的朝廷在阿富汗多地设置都督府，其中哈扎拉人如今聚居的巴米扬地区，正是当年写凤都督府的所在地。大批唐朝军人、官吏、商人和手艺人沿着丝绸之路奔赴此地，戍边、屯田、经商，在这里落地生根，与当地突厥、波斯族群通婚融合，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最初的东方血脉。 安史之乱后，大唐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掌控，留守的中原后裔与当地族群彻底相融，而六百年后，另一股东方力量的到来，彻底塑造了哈扎拉族的族群格局。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挑衅引发了这场震撼世界的远征，阿富汗作为花剌子模的核心领地，成为蒙古大军的重要征战区域。平定此地后，成吉思汗并未撤军，而是留下大批军队驻扎镇守，这些军队以蒙古“千户”为编制，成为守护这片土地的核心力量。 “哈扎拉”一词在波斯语中意为“一千”，正是源于蒙古军队的“千户”编制，这一名称本身就是那段历史最直接的注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蒙古驻军并非纯蒙古人，而是融合了中原金国、西夏、南宋的汉人军士，以及其他被征服族群的士兵。这些汉人军士不仅善战，更擅长农耕、冶炼、建筑等技艺，成为维系当地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当蒙古大军主力继续西征或班师回朝后，这些留守的“千户”部队便就地解散，与此前定居于此的大唐后裔、本地族群再度融合，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哈扎拉族。 文化与基因的双重印证，让哈扎拉人的东方认同有了坚实支撑。尽管如今哈扎拉人主要使用波斯语方言，但语言中仍保留着数百个蒙古语词汇，成为族群渊源的“活化石”。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深深刻着东方烙印，爱吃牛羊肉、饮奶茶，居所是类似蒙古包的圆顶建筑，传统节庆中的诸多仪式，都能找到蒙古文化与中原习俗的影子。现代基因检测更给出了科学答案，哈扎拉人Y染色体中，大量基因序列与蒙古族、汉族人群高度吻合，印证了他们与东方族群的血脉关联。 然而，这份独特的东方基因，却让哈扎拉人在阿富汗的历史中饱受磨难。阿富汗主流族群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而哈扎拉人信奉什叶派，宗教信仰的差异叠加与众不同的东方面孔，让他们长期被视为“异类”，遭受歧视与压迫。尤其是近代以来，阿富汗战乱频仍，极端武装势力的迫害更是让哈扎拉人陷入水深火热，部分极端分子甚至以“种族清洗”相威胁，逼迫他们“回到东方老家”。 这句充满恶意的逼迫，反而唤醒了哈扎拉人更深切的祖地认同。他们虽从未踏足过遥远的中国，却从祖先的传说、血脉的记忆中，将中国视为心灵的归宿。在战乱最频繁的岁月里，不少哈扎拉人高举象征希望的旗帜，高喊着回归祖地的诉求，渴望能回到这片血脉起源的土地，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中国”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承载着族群记忆、给予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 千百年的风沙未能吹散哈扎拉人与东方的联结，战乱与歧视也未能磨灭他们对祖地的向往。从大唐戍边将士的坚守，到蒙古千户部队的扎根，再到如今哈扎拉人对回归的渴望，这段跨越千年的血脉羁绊，见证着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也诠释着民族认同的强大力量。哈扎拉人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更是一曲关于血脉传承、心灵归依的动人篇章，让我们看到，无论相隔多远、历经多少沧桑，刻在血脉里的根脉，永远是指引族群前行的精神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