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玲：“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随便处理了，如果火葬场不接就扔垃圾桶”。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淡然谈起自己的身后事。 “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随便处理了。” 这番看似决绝的宣言，并非对生命的漠视，而是一位卫生经济学家用一生践行的理性逻辑的终极体现。 李玲的职业生涯始终与“优化资源配置”紧密相连。 2024年，年过六旬的她以患者身份“卧底”医院，亲历了一次咽痛被开出12项检查、费用近3000元的过度医疗。 作为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她愤怒的不是个人承担的费用，而是医疗资源被无谓消耗的系统性问题。 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同样体现在她对身后事的安排上。 她深知城市墓地价格已飙升至数万甚至数十万元，传统殡葬仪式更是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 在她看来，生命的价值在于过程中的创造，而非终结时的形式堆砌。 李玲的选择与我国倡导的“厚养薄葬”理念不谋而合。 这一理念强调老人生前的悉心照料远胜于逝后铺张的仪式。 例如湖北长阳县的党员家庭在丧事中拒收礼金、简化仪式，甘肃定西推广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都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李玲将这种理性延伸至个人生命的终点，她不愿亲友为赶葬礼奔波，不愿土地被墓碑占据，更拒绝让告别仪式成为活人的负担。 李玲的生死观与其学术背景密切相关。 她曾留学美国，亲历西方对死亡的理性态度，绿色葬礼、遗体捐献等做法强调“尘归尘，土归土”的自然循环。 这种观念与我国传统中“慎终追远”的祭祀文化形成对比。 但李玲的极端选择并非否定纪念的意义，而是试图重新定义“存在”的价值，一个人的生命印记应体现在思想传承与社会贡献中，而非物质的留存。 正如冰岛推出蘑菇制成的可降解棺材，现代殡葬文化正逐渐转向生态与人文的平衡。 李玲的案例折射出当代社会对死亡认知的转变。 据统计，我国90后立遗嘱人群逐渐增多，越来越多年轻人以理性态度规划身后事。 同时，各地殡仪馆通过简化流程、降低费用（如骨灰盒均价下降44%），减轻民众负担。 这些变化与李玲的理念形成呼应，当生命质量成为核心追求，死亡便不再是禁忌，而是可以理性讨论的公共议题。 在老龄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对资源的理性审视与对生命尊严的坚守，或许正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注脚。 主要信源：《『国情讲坛』第27讲｜李玲：大时代新战略——健康中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