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先生回忆说，“毛主席和杨振宁的会谈结束了，众人都站了起来，可毛主席却没能站起来。他把手伸向杨振宁，说，“来博士，拉我一把″，杨振宁急忙伸出手，用力地缓缓地把毛主席拉了起来。这一幕，看得大家都无比心疼，心中更增添了对‘烈士暮年′的哀痛！ 那时候的毛主席，已经80岁高龄。大家如果在纪录片里见过晚年的主席，应该有印象，老人家当时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糟糕。腿脚浮肿得厉害，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东西也模糊。可听说杨振宁博士来了，主席坚持要见。 这可不是一般的会面。拿当时的国际环境来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坚冰初破。一位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巨人，一位是享誉世界、刚刚回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老一少、一中一西的握手，分量有多重，不言而喻。 杨振宁后来回忆，进门的时候心情既激动又忐忑。他看到主席坐在那里，虽然身体看着虚弱，但精气神儿却意外地好。 两人聊了什么？没聊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话，也没喊什么政治口号，聊的竟然是硬核的物理学与哲学。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他对杨振宁说：“杨振宁博士，你对人类科学有贡献，我很高兴。”话题一转，竟然聊起了“物质是否可以无限分割”。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起了《庄子》里那句名言：“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他还幽默地问杨振宁，质子与中子能不能再分。大家试想一下，一位掌管着偌大国家、身体又在那般境地的老人，脑子里装的不是权谋，而是对宇宙本源的思考。他对杨振宁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就不能再分了，科学家也就没事可干了。”这话把在场的周恩来总理与周培源都逗乐了。 谈笑风生间，英雄迟暮的现实，却残酷地藏在这些细节的缝隙里。 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对于一个八旬病体，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谈话结束，周恩来总理先站了起来，周培源先生也跟着起立。按照礼节，大家准备送客。 就在这一刻，最让人心疼的一幕发生了。 毛主席双手按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试图站起来送送客人。他的双腿在用力，上半身微微前倾，试图克服地心引力。但那浮肿的双腿仿佛灌了铅，根本使不上劲。试了几次，身体就在那里僵持着，起不来。 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 旁边的周培源先生看着这一幕，心里猛地一揪。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不忍直视的时候，毛主席抬起头，目光转向了杨振宁。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衰老，而是非常坦然，甚至带着一丝孩子气的信任，把手伸了过去： “来，博士，拉我一把。” 这一声“拉我一把”，听得人眼眶发热。 杨振宁当时也愣了一下，但反应极快。他急忙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主席的手。但他不敢猛拽，那是何等尊贵又何等脆弱的身躯。杨振宁小心翼翼地、用力地、缓缓地向后借力，一点一点地把毛主席从沙发上“拔”了起来。 周培源先生后来回忆起这个细节，情绪非常激动。他说，那一刻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挥手间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需要晚辈搀扶的老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的诗句写得豪迈，可真到了“暮年”这两个字落在肉体凡胎上，那种苍凉感掩盖不住。 主席站稳后，虽然步履蹒跚，但还是坚持走到了门口。他握着杨振宁的手，幽默感又回来了，指了指自己，开玩笑说：“我老了，这就是我在接受马克思的请帖了。” 这句话，让杨振宁瞬间破防，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次会面，对杨振宁的触动巨大，对周培源先生的影响更是深远。其实，毛主席那一拉，拉起来的不止是他自己，某种意义上，也拉了中国基础科学一把。 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毛主席对杨振宁这位理论物理学家的礼遇，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姿态。周培源先生回去后，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周培源顶着压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大声疾呼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加强理科教育。 拿今天的眼光看，如果没有那天书房里的这一幕，如果没有主席对科学家的这份尊重，中国科学教育的春天，可能还要再晚来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