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李丽原名已无人知晓，出身苏州一个偏僻小村，父母早亡，十五岁被远房亲戚带到上海。
 
最初在舞厅做杂工，打扫、端水、递扇。她手脚麻利，长相不俗，很快被提拔做舞女学徒。
 
她学得快，又特别能吃苦，三年时间就在百乐门舞场站稳了脚，成了台柱。
 
她的舞步轻灵，神情妩媚，很快成了百乐门的标志人物。
 
红色敞篷车接送，每晚高官权贵围着她排队邀舞，上海滩传她是“舞后”。
 
热闹归热闹，生活背后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淞沪会战那年，上海全面沦陷，舞厅成了日本军官排遣寂寞的地方。
 
她每天伴酒、跳舞，要对着那些举枪屠人的军官假笑。
 
她看多了街头的尸体，见过学生被当街枪杀，认识的邻居一家人惨死枪下。
 
安静时总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
 
她没有枪，也不懂织网设伏，能依靠的只有身体和胆量。
 
那年冬天，她偷偷跟人联系，借着一次去重庆演出为由，见到了军统高层戴笠。
 
戴笠看中了她的身份，说如果她愿意回到上海当卧底，便能为国家立功。
 
她点头，没有犹豫。
 
训练整整三个月，从密写、收发密码、到妆容伪装，她样样练得扎扎实实。
 
任务安排好，她换了名字，带着任务重新回到百乐门。
 
别人只看到她风风光光，其实每次她走进日本军官的房间，袖口的剪刀都准备好。
 
她怕暴露时能拉个日本军官垫背。
 
她陪的那些人，不是什么普通军官，少将、中将，一水的高层人物。
 
酒桌上、床榻间，他们吹嘘战功，说得兴起便口无遮拦。
 
她听着，笑着，心里却飞快记下每一句重点。
 
那些地名、时间、舰只型号，她都刻在脑子里，再趁洗手间空档，用密写笔写在丝帕上。
 
或是藏在衣饰缝隙里，有时包进糕点里，用特殊信物交到地下党的杂货铺联络人手中。
 
一次日军高官喝醉，说秋天会有十艘运兵船从吴淞口靠岸，士兵和武器都运去前线。
 
她当下反应过来这是重要情报，当晚就递信出去。
 
地下党火速布置战术，几个日夜不眠不休，等到船队靠岸那天，组织大规模伏击。
 
炮火一轮接一轮，日军措手不及，十艘船连人带物炸成海底残骸。
 
这一次，让我方前线轻松了三个月，许多将士不用再拼命堵枪眼。
 
而参与这场胜仗的李丽，没人记得她的名字，更没人知道她流过多少冷汗。
 
那之后，她一次次完成任务，从港口动向到物资仓库布局，从日军扫荡时间表到人员调动路线，她都寻找机会记录转交。
 
她将情报写在米纸上卷入银饰的夹层，用染料点出密码，让黄包车夫带出封锁区。
 
一次她差点暴露，错拿了日本军人送她的名片，死命扯笑说认错人，强撑着没让对方起疑。
 
还有一次直接临检，她干脆吞下密写纸条，胃痛了三天才缓过来。
 
人人羡慕她的锦衣玉食，也人人骂她是忘祖的汉奸。
 
有人朝她扔烂菜叶，有次下楼被人用石头砸，头破血流都没人替她说一句话。
 
老邻居骂她，连她的养母都不相信她，收拾东西走了。
 
她不争，只是清明那天，悄悄包了白花，去了郊区的公墓，亲手将花摆在无名烈士碑前。
 
她一夜白头，从此隐姓埋名，住进弄堂低屋里。
 
直到抗战胜利，她却成了被点名清算的对象。
 
公安带她走时，街头无数人围观，有人还泼了她一身墨水。
 
关押了半个月，没人审出什么，就当她默认汉奸身份一样继续关押。
 
直到有人翻出军统留下的密码本，一个代号夜莺对应的资料被一一核实。
 
她才被还了清白，还被授予“忠贞勋章”，成了少将顾问。
 
可不过一年，她唯一知情的顶头上司戴笠失事身亡，一刀切断了所有线索。
 
她彻底死心，放下过往，嫁给了票友章英明，搬去了香港。
 
1955年定居台湾，余生几乎不曾登台，不与过往人往来。
 
晚年，她开始动笔写书，把那些藏了半辈子的秘密写在纸上，书名叫《误我风月三十年》。
 
老朋友劝她再跳一次舞，她说身体不行了，再跳也没人看了。
 
台湾的冬天她住在老房子里，反复整理手稿，后来生病，住院时还要儿子改文句。
 
直到92岁那一年，她悄悄离开了人世。
 
几经波折，她的回忆录终于出版，尘封多年的往事才逐渐为人所知。
 
人生走了大半圈，她用最屈辱的方式，做了最有骨气的事。
 
这样的人，不该被忘记。

参考资料：
《误我风月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