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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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四川一处偏僻的刑场，寒风刺骨。

黄茂才跪在冰冷的地上，双手被反绑。

他能听见身后行刑队拉枪栓的金属声，能感受到枪口抵近的寒意。

几天前，他因“渣滓洞特务、迫害革命者”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就在扳机即将扣下的瞬间，他用尽最后力气嘶喊：

“我为江姐做过事！我不是特务！”

这声呐喊让行刑者的动作骤然停顿，一颗子弹留在了枪膛里。

时间退回到1948年。

22岁的自贡农家子弟黄茂才，为谋生路，经人介绍来到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当了一名普通看守。

他那时懵懂、胆小，只想安稳度日。

工作枯燥压抑：登记犯人、押送放风。

直到一天，他奉命去刑讯室押回一个刚受完刑的女“犯人”。

那女人很瘦弱，几乎无法行走。

登记时，他看到她叫“江竹筠”，籍贯栏写着“四川自贡”。

一股同乡之情莫名涌上心头。

在昏暗的走廊上，他左右看看无人，用家乡话快速低声说：

“江竹筠，我也是自贡的。以后有难处，悄悄跟我讲。”

女人抬起沉重的眼皮，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极轻微地点了点头。

那一眼，像一粒火种，落进了黄茂才荒芜的心里。

此后，这个叫“江姐”的女人和她牢房里的同伴，成了黄茂才单调生活中的特殊存在。

她们身处绝境，眼神里却有他看不懂的光。

江姐和曾紫霞等人，也察觉到这个年轻看守的不同。

他收登记簿时动作不粗鲁，眼神里没有常见的凶恶。

她们开始小心试探，不和他讲大道理，只在他经过时，轻声问起他家乡的母亲，聊起外面的天气，鼓励他多读书，说将来新社会需要识字明理的人。

这些话语像温润的水，软化着他被恐惧包裹的心。

最让他震撼的是一个寒冬，女牢的同志们不知如何攒出一些毛线，托他带进去。

几个月后，江姐和曾紫霞等人，将一件织得厚实细密的毛衣塞到他手里。

“天冷，你站岗辛苦，这个给你穿。”

黄茂才捧着那件带着体温的毛衣，手指发抖。

长这么大，除了母亲，没人给过他这样的温暖。

那一刻，这个身处魔窟的年轻人，心里某些冰冷的东西，彻底融化了。

从那时起，黄茂才成了“自己人”。

在引导下，他渐渐明白了她们为何不屈服。

他开始利用身份便利，做提着脑袋的事。

他成了秘密交通员，化用假名，将江姐等人用米汤写就的密信，小心藏好，利用休假带出渣滓洞，送到城里的秘密联络点，前后三十多封。

他也从外面偷偷带回报纸剪报、急缺药品。

1949年8月，预感时日无多的江姐，将自己最重要的遗物——一封写给亲人的“托孤信”，郑重托付给他。他冒死将其安全送出。

1949年11月，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黄茂才被列入遣散名单。

离开前夜，他偷偷告知了江姐。

女党员胡其芬预感到最后时刻，仓促写下向党组织报警的《最后的报告》，恳求他务必送出。

黄茂才含泪答应，再次完成任务，并谨记“送完信快走”的叮嘱，逃回老家。

不久，“11·27”大屠杀发生，江姐等人全部遇难。

黄茂才得知噩耗，痛哭失声，既为英烈悲痛，也为自己未能做得更多而愧疚。

他隐姓埋名，当了乡村教师，想用汗水洗刷过去。

然而，历史的风暴还是找到了他。

1951年，他被举报曾是“渣滓洞特务”。

尽管他一遍遍申诉自己帮助过革命者，但无人能为他证明。

知晓内情的江姐等人已牺牲，他送出的信件是绝密，狱外的接头人早已失散。

那件唯一的物证毛衣，也在混乱中遗失。

1953年，他被判死刑。

于是，便有了刑场上那声救命的呐喊。

因为这声喊，死刑暂缓，改判无期。

他在狱中因表现良好，于1964年获释，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沉沉地压着他，生活困顿。

转机在1981年悄然到来。

重庆筹办革命纪念馆，为还原历史四处寻访，找到了他。

他毫无保留地说出所知一切。

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得知当年的战友曾紫霞教授尚在人世。

希望之火重燃。

他辗转找到曾紫霞。

三十多年后重逢，两位白发老人相顾泪流。

曾紫霞听闻他半生冤屈，紧握他的手哽咽道：

“你受苦了，不该这样啊！”

她毫不犹豫写下长长的证明，并多方联络，找到其他尚存的狱中难友和知情者，共同为他作证。

经过数年严谨复核，1988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黄茂才无罪，正式肯定了他对革命的历史贡献。

近四十年的沉冤，终于得雪。

主要信源：（自贡网——“看守特务”黄茂才到大山铺祭奠江姐（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