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83人进村休整，谁知2个懒汉却跑去向日军告密，半天之间，83人只有1人幸存，让人没想到的是，新四军主力就在不远处。 1941年4月25日傍晚，淮安县茭陵乡大胡庄，天色渐渐暗下来。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一营二连的战士们刚刚进驻这个村子，连长晋志云带着人安排宿营，副营长巩殿坤蹲在村口查看地形。这是一个加强连，83名官兵，装备简陋——两挺轻机枪，每人一支老套筒步枪、四颗手榴弹、一把刺刀。可他们是从陕北走过来的老底子，打过硬仗，见过血，心里头那口气从来没松过。 他们不知道，这个村子里藏着两条毒蛇。两个胡姓的懒汉，白天在庄上晃悠，看见新四军进村，眼珠子转了几转，夜里就摸黑溜了出去，直奔涟水城，把新四军驻在大胡庄的消息递给了日军。 4月26日凌晨，天还没亮。200多名日军、400多名伪军，带着4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兵分两路，悄悄摸到了大胡庄外围。他们本来想搞偷袭，可二连的哨兵不是吃素的。黑暗中，哨兵看见200米外的麦田里有人在动，经验告诉他——敌袭！抬手就是一枪，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枪声就是命令。全连战士从睡梦中惊醒，瞬间进入阵地。日军偷袭不成，改成了正面强攻。巩殿坤挥枪高喊：“同志们，敌人送上门来了，狠狠地打！” 这一打，就是从凌晨打到天亮，从天亮打到午后。 8倍于己的兵力，悬殊的装备，可二连的战士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日伪军发了疯一样冲锋，一波被打退，又一波扑上来。不到一个小时，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上午9点多，第三次进攻又被击退，阵前遗尸近百具。可二连的弹药也快打光了。 日军恼羞成怒，开始用毒气弹。瓦斯烟雾弥漫过来，不少战士被熏得昏死过去，可活着的还在打。子弹打光了，就挺起刺刀；刺刀卷刃了，就抡起枪托；枪托砸断了，就抓起砖头瓦片。炊事员从血泊里爬起来，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重伤的战士们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连长晋志云腹部中了数弹，肠子都露了出来。他把战士们召集到一起，下令拆毁那两挺机枪——那是全连最值钱的装备。零件被扔进猪圈和水井，不给敌人留一颗子弹、一把好枪。拆完武器，他抱着一名冲上来的敌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副营长巩殿坤左腿被弹片炸断，拖着断腿躲在茅屋里。日军搜索过来，他用仅剩的一粒子弹，击毙了领头的日军军官。日军不敢靠近，往屋里扔了几颗燃烧弹。23岁的巩殿坤，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战斗从凌晨打到午后，整整7个小时。风很大，而且风向不对，10公里外的团部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烟火，增援部队始终没有赶到。当硝烟散尽，整个阵地上只有17岁的小战士刘本诚，被毒气熏昏后压在战友的遗体下，侥幸活了下来。其余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冲上阵地后，丧尽天良地对烈士遗体进行虐杀，割首、裂尸、焚烧。大部分烈士的遗体惨烈得无法辨认。可他们带不走一样东西——那两挺机枪的零件，早就沉在了猪圈和水井底下。英雄们宁死不给敌人留下一颗子弹。 战后，新四军地下人员传来消息：这一仗，2连杀伤日伪军150余人，其中包括一名日军小队长和一名伪军大队长。82条命，换回了150多个鬼子的命。 当天晚上，24团政治处主任李少元带人赶来打扫战场。他们发现，除了刘本诚，还有一名重伤的战士被压在巷口的战友遗体下，被发现时还能断断续续说话，可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还是牺牲了。所以准确地说，大胡庄战斗的牺牲者，是83人。 黄克诚得知消息后，百感交集。他调刘本诚到师部当警卫员，对身边的人说：“这孩子命真大。一个连全光了，他还能活下来。”可他没让宣传这场战斗。他说：“我刚刚把部队带到苏北一个月，就丢了一个连，如果过分宣传对部队士气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不是怯懦，是难以承受之重。 1986年，双目失明的黄克诚躺在病床上，对来看望他的原2连连长胡继成说：“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抗战时期全连牺牲的有两个连队，一个是第七旅十九团四连（刘老庄连），一个就是你所带的第八旅二十四团二连。这样壮烈牺牲的事迹在全军都是少有的。”他托人给烈士正名，要给他们建陵园、立纪念碑。他叮嘱来人说：“烈士们为祖国、为民族流血献身几十年了，到今天，社会上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对不起烈士们啊！” 如今，大胡庄八十二烈士陵园松柏常青，纪念碑巍峨矗立。每年的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前来瞻仰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当年那场战斗的真相，被一点一点从历史的尘埃里刨出来。那些没有名字的战士，也终于一个一个被找到——耿振河、王本立、张德纯、温新顺……名单越来越长，可还远远不够。 83个人，83条命。他们倒在了1941年的春天，倒在了黎明前最黑的时候。可他们闭眼的时候，脸上大概是笑着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守住的，不只是脚下那片阵地，是身后千千万万人的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