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胜利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摇头说：“这位大亨不能动！”
1934年的秋天，中央红军正准备长征，但遇上了攸关生死的大麻烦，极度缺盐。老一辈人都知道，人不吃盐就没力气。当时的战士们因为长期缺盐，很多人全身浮肿，脸肿得像发面馒头，别说上阵打仗了，连枪杆子都端不稳。地下党急得满头大汗，四处找门路，最后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顾竹轩。
顾竹轩一听红军有难，二话没说，一拍大腿就把这掉脑袋的活儿接了下来。他老家在江苏盐城建湖，当地靠海，能搞到极为紧缺的海盐。他对着地下党拍了胸脯：“红军的事，我拼了老命也得办！”
他暗中筹集了整整三千担海盐，装满十条小木船，挑了个没有月亮的黑夜，从启东吕四港悄悄下水。当时的江面上全都是国民党巡逻艇的探照灯，一扫过来，船员们就得赶紧把盐袋死死塞进船底的暗舱里。中途还是出了意外，有一艘船被敌人的稽查队截住。稽查队用刺刀挑开舱板，白花花的盐粒撒了一地，五个船员被打得头破血流，扔在码头暴晒了三天。
顾竹轩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硬是砸出五千块现大洋把弟兄们赎了回来，顺道还托人弄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德国消炎药，一并送去苏区。那三千担海盐最终成功运到赣南，战士们捧着盐粒直掉眼泪，有的咬着盐块浑身发抖。事后统计，这批盐足足支撑了十万红军三个月的生命线，没让一个战士倒在缺盐的路上。就冲这份过命的交情，陈老总绝不可能动他。
很多人纳闷，一个混迹黑道的青帮大亨，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跟国民党对着干？
其实，顾竹轩和那些只认钱、只认地盘的流氓头子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他在上海滩发家，靠的全是老乡、底线和仗义。早年间，苏北人在上海地位极低，被当地人充满歧视地辱骂为“江北猪”，干的都是拉黄包车、扛大包的最底层苦力活。顾竹轩自己就是拉黄包车起家的穷小子，后来硬是靠着拼命开起了“飞星车行”，手里握着无数车夫的生计，还盘下了大名鼎鼎的天蟾舞台。他吃过最底层的苦，深知老百姓的难，所以做事总留一线生机，把民族大义当成了自己最大的底牌。
1927年4月，上海滩血雨腥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那时候，杜月笙为了换个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甘当刽子手，指挥流氓打手配合军警在街头捕杀手无寸铁的进步人士。黄金荣做起了缩头乌龟，关起门来守着自己的赌场数钱。张啸林则在一旁浑水摸鱼抢地盘。
唯独顾竹轩，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动用手底下的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当掩护，悄悄打通了租界和华界的秘密通道。大批遭到通缉的进步分子，化装后坐上顾家的黄包车，躲过了一波又一波军警的严密搜查，死里逃生。同样是青帮大佬，有人拿人命换顶戴花翎，顾竹轩却在拿身家性命给革命保留火种。
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舰炮把上海轰成了废墟。杜月笙带着核心班底逃往西南大后方；张啸林毫无底线，接过了伪政权的委任状当了汉奸，大肆搜刮战略物资卖给日本宪兵队；黄金荣装疯卖傻闭门谢客。
顾竹轩依然留在上海，但他干的却是地下交通站的活儿。他硬是在日伪军的眼皮子底下，建起了一条通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秘密运输线。紧缺的医药、电台零件、无缝钢管，全被他巧妙伪装成戏院的行头，源源不断地送出封锁圈。连日本宪兵队都不知道，天蟾舞台的戏箱里装的根本不是水袖蟒袍，全是抗日救国的战略物资。
最让人震撼的，是他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豁出去了。为了支援革命，他把年仅14岁的幼子顾乃瑾直接送去了新四军，后来又送到延安学习无线电技术。对外，他放出风声说“儿子太叛逆管不了，赶出家门了”，实际上，这是他在向民族大义交出一份最彻底的答卷。
1946年，国民党警察局长宣铁吾要在上海大抓捕爱国学生。顾竹轩听到风声，立刻安排侄子把三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全部藏进天蟾舞台的道具间。当时前台梅兰芳、周信芳正唱着《四郎探母》好不热闹，后台学生们正在紧急换装转移。宣铁吾的警车就把戏院大门堵得死死的，顾竹轩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硬是用江湖老大的气场把警察死死挡在门外。
所以，当1949年5月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时，顾竹轩压根不用跑。他甚至提前三天，就把手下的苏北帮弟兄编成了“人民自卫队”，戴上袖箍，直接协助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了十六铺码头。陈毅老总看着这些事迹，忍不住感叹：“清算不是报私仇，是分清楚谁站在人民这边。顾竹轩帮过红军，帮过老百姓，就算以前做过青帮的事，功过分明嘛！”
新中国成立后，顾竹轩主动交出了所有枪支，积极协助政府做难民安置工作。他常跟邻居念叨：“我这条老命，是共产党给的第二次机会。”1956年，71岁的他在上海福州路天蟾舞台隔壁的小洋房里安详离世。陈毅市长亲自批示了“妥善治丧”四个字。他的墓碑上，特意刻上了“苏区盐运义士”的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