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抓的军统特务罗炳乾，他供出了一名仍然在潜伏的女特务，希望以此能够戴罪立功，于是便假装去接头。接头时，女特务感到不对劲，在拿到假情报后，便快速离开，但是还没走远，就被抓了。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嘴里还硬撑着喊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的虚妄口号。罗炳乾就是在那个时候，带着美制大功率电台，悄悄潜回了刚刚解放的上海。
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苏州来的布匹商人，藏在福佑路的一处石库门里，干起了见不得光的勾当。他的任务极其阴险，专门盯着上海的核心命脉：杨树浦发电厂的烟囱方位、江南造船所的坐标、码头的货轮调度。这些关乎着大上海几百万老百姓生计的机密，被他化作一串串冰冷的电码，发往了台湾。为了这些沾血的功劳，他甚至还贪婪地向台湾方面邀功，讨要三十两黄金的赏赐。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0年1月27日凌晨，我公安人员通过缜密的电波监测，一举踹开了那扇石库门的大门。
面对审讯室的灯光，罗炳乾根本没有展现出半点军统特工的骨气。双腿抖得像筛糠，连句囫囵话都说不清楚。为了保住自己那条命，他脑子里那点聪明才智全用来琢磨怎么戴罪立功了。他太清楚自己犯下的是死罪，想要活命，就必须拿出一个分量足够重的筹码。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同僚卖了个干净，供出了另一条潜伏在上海的毒蛇——女特务钮梅波。
这笔买卖在罗炳乾心里算得极精：用战友的命，换自己的命。公安专案组将计就计，决定利用这个叛徒充当诱饵，布下一张大网。
钮梅波这个女人，背景极其复杂。她早年在抗战时期就干过日军的翻译，后来摇身一变又成了军统的人。她精通外语，擅长易容，平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混迹在上海的高级场所，反侦察能力堪称一流。想要钓这样的老狐狸上钩，鱼饵必须足够致命。
公安机关让罗炳乾照常发报，抛出了一份极具诱惑力的“绝密情报”，声称获取了陈毅市长即将参加某军民联欢会的具体行程。对于钮梅波这种背负着“刺杀指标”的职业特务来说，这就如同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贪婪最终战胜了理智，她咬钩了。
1月31日，接头的日子到了。我方侦查员早早在约定的外滩弄堂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钮梅波自投罗网。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目标迟迟没有出现。就在大家以为计划泄露时，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四五岁小女孩跑了过来，将一块包着糖纸的橡皮糖丢在了罗炳乾身上。
这看似顽童的举动，背后却隐藏着极深的算计。罗炳乾立刻剥开糖纸，上面赫然写着一个“沪”字。这是一个只有他们内部才懂的暗号，意思是立刻转移到南京路上的大沪舞厅接头。
钮梅波的狡猾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根本不相信电报里约定的初始地点，用弄堂作为第一道过滤网，一旦发现罗炳乾身后有尾巴，她会立刻切断联系。可惜她算漏了一点，新中国公安干警的应变能力远超她的想象。专案组不动声色，迅速跟着罗炳乾转移了阵地。
在大沪舞厅二楼的一个昏暗房间里，罗炳乾见到了钮梅波。他按计划将那份假情报递了过去。按照常理，情报到手，抓捕行动就该立刻收网。钮梅波的职业嗅觉救了她半条命。她只是匆匆扫了一眼情报，将其塞进胸衣，随即敏锐地察觉到了舞厅楼下几个伪装者的眼神异样。
那种属于同行之间特有的杀气，让她瞬间汗毛倒立。她根本不给罗炳乾任何反应的机会，直接掀开房间的床垫，顺着事先准备好的床板暗道钻了下去。这套狡兔三窟的逃生把戏，确实让她在第一波围捕中短暂脱身。
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逃脱纯属痴人说梦。上海公安迅速启动了全城布控，专门对付夜间潜伏特务的飞行小组加大了巡逻力度。仅仅两天后的深夜，在提篮桥附近的一处弄堂里，慌不择路的钮梅波因为高跟鞋踩到青砖滑倒，被巡逻战士当场生擒。那张涂满浓妆的脸，在路灯下显得格外的惨白和绝望。
至此，罗炳乾似乎完成了他的“投名状”，满心欢喜地等着属于自己的宽大处理。1950年2月6日，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降临了上海。国民党出动了17架美制轰炸机，分四批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而他们投弹的精确坐标，正是罗炳乾被捕前亲手发出去的情报！
杨树浦发电厂瞬间化为火海，整个大上海的供电系统陷入瘫痪。医院的手术台被迫停电，电车停运，工厂停工。整整1148名无辜平民在这场轰炸中死伤，上千间房屋被毁。遍地的鲜血和废墟，成为了罗炳乾身上永远洗不清的罪孽。
面对如此滔天的血债，罗炳乾还妄想着用出卖同伙来保命，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二六大轰炸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就下达了判决，罗炳乾作为重大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赴刑场，立即执行枪决。现场的上海市民群情激愤，愤怒的唾骂声淹没了这个叛徒最后的求生欲。他连同伙的命都卖了，最终还是没能跑赢自己造下的孽。
至于那个狡猾的女特务钮梅波，在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供出了大量潜伏特务网络后，也于1955年迎来了正义的审判，被依法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