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大家不妨想想当时国内的医疗条件有多让人绝望。将士们在前线跟日寇拼命，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最后却倒在了一个小小的发炎红肿上。当时前线伤员的感染死亡率甚至飙升到了惊人的70%以上！ 导致伤员牺牲的最大元凶，往往归结于战后的细菌感染，单纯的火线枪伤反倒排在其次。细菌释放的毒素会引发全身炎症，那些年轻的生命只能在极度痛苦中走向终点。后方的老百姓也逃不掉，产褥热、肺炎这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感染病，在当时基本就等于阎王爷的催命符。
一位当时的战地医护人员在日记里写下过让人落泪的句子：“我每天要面对数10名感染的士兵，看着他们从痛苦呻吟到意识模糊，最后在败血症的折磨中离去。我知道西方有一种叫青霉素的药可以救他们，咱们却连一支都没有。这种无力感，比敌人的炮火更让人绝望。”
反观西方战场，有了青霉素的加持，感染导致的死亡率硬生生从20%降到了不到2%。这种对比，真的狠狠刺痛了国人的民族尊严。
面对这种惨状，换谁能不憋屈？当时有一位名叫汤飞凡的硬汉站了出来。他可不是一般人，曾留学哈佛大学，是中国最早接触现代微生物学的顶尖学者。看着同胞在生死线上挣扎，汤飞凡心里比谁都难受。面对前来探访的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的满心疑惑和国外同行的冷嘲热讽，汤飞凡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撂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有个办法！”
李约瑟觉得他简直是在天方夜谭。当时的中央防疫处设在昆明西郊一处荒废的破庙里，屋顶漏雨，墙壁四处透风，连稳定的电都供不上。别提什么不锈钢发酵罐了，连个像样的玻璃器皿都凑不齐。同事也劝汤飞凡，咱们连基础的文献都没有，怎么搞？汤飞凡的回答极其硬气：“前线将士在用生命抵抗侵略者，难道我们连在实验室里付出汗水都做不到吗？咱们就从零开始！”
说干就干！没有西方施舍的菌种，汤飞凡就带着魏曦、朱既明、卢锦汉等几个年轻小伙子，在大街小巷、田野山林里开启了中国科学史上最接地气的“寻霉之旅”。发霉的食物、腐烂的水果、潮湿的泥土……只要上面长了绿毛，全被大伙儿当成宝贝刮下来，整个破庙实验室里终日弥漫着难闻的酸腐味。
可惜，分离了几百种霉菌，全都不顶用。就在大伙儿快要泄气，甚至怀疑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老天爷终于给这群拼命三郎透了一线光。
那是1942年的一次大扫除，技工卢锦汉把床底下一双穿了多年的旧皮鞋拿出来晾晒。谁能想到，这双破皮鞋的鞋面上长出了一团韧劲十足的绿毛。汤飞凡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赶紧叫人连夜分离。奇迹真的出现了——这团极其不起眼的绿霉，被证实正是能产出高质量青霉素的“点青霉”菌株！ 它的发现，直接点燃了拯救万千生命的希望。
不过，拿到菌种才算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怎么提取和纯化简直难如登天。西方文献把关键技术捂得天衣无缝。咱们的科研先辈们硬生生用“土办法”砸出了一条路：没有发酵罐，就找大陶缸顶上；没有恒温设备，就烧炭火盆靠人工盯着温度；没有空气过滤系统，就把浸泡过福尔马林的纱布挂在门窗上消毒。
到了1944年，一直在海外帮着搜集情报的童村博士传回了消息，紧接着樊庆笙博士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飞越危险的“驼峰航线”，从美国带回了关键的试剂和设备，直接加入了汤飞凡的团队。有了这帮高手的汇合，团队用乙酸戊酯和乙醚交替萃取，加上活性炭脱色，提纯效果突飞猛进。甚至连干燥设备，都是团队成员黄有为自己画图纸、用仅有的一台进口真空泵和一堆自制零件拼凑出来的。
1944年9月5日，绝对是咱们中国人必须记住的日子。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折磨后，昆明破庙里的这群人，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批国产青霉素！一共5瓶，每瓶5000单位。
通过了兔子身上的动物实验后，这批药迎来了最关键的临床大考。昆明一家医院刚好收治了一名高烧不退、伤口严重感染、连病危通知书都下达了的重伤士兵。汤飞凡亲自带着药赶去，用药第一天，士兵体温就从40.2℃降到了39.1℃；第二天红肿消退；第三天人就清醒了；一周后，这名士兵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从那以后，中央防疫处建起了咱们国家第一个青霉素生产车间。这批带着大伙儿体温的救命药，靠着骡马驮运和人力背负，穿过日寇封锁的枪林弹雨，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战区。无数军医拿到药的那一刻，眼泪止不住地流，咱们中国人终于不用再拿命去硬抗细菌了！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依然没有停歇。他一门心思想把这“金条换来”的天价药变成老百姓用得起的平民药。1947年，这帮硬骨头把月产量拉升到了数万支，成本断崖式下跌。新中国成立后，在汤飞凡的带领下，咱们不仅能大规模量产高质量青霉素，还接连研制出了链霉素、金霉素，彻底撕碎了西方的技术封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