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日本大尉竹田清七郎带着五名伪军，乘坐卡车从济南出发前往利津，为了壮胆，他们还在车顶上还架起一只老式水冷重机枪。当车子行至博（兴）浦（台）公路中段时，遭到博兴县一区区中队的伏击，伪军丢下武器四散逃窜，竹田头部受伤被俘。 竹田大尉，当时是驻守利津城的伪治安军二十七团教导官，堪称当地的“太上皇”。这个老鬼子年近六十，极其狡猾。他眼看着八路军在鲁北发起反攻，利津危在旦夕，索性脚底抹油，躲到了北平。奈何日军上层死命令压下来，不回去就按失职严惩。竹田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回赶。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带着五名伪军，搞了一辆侵华日军九四式卡车，车顶上架着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手里还攥着花口撸子和东洋长刀。 他以为这套铁疙瘩能保他平安，结果刚走到博兴通往蒲台的公路中段，就一头扎进了咱们博兴县一区区中队和民兵设下的伏击圈。 当时公路已经被咱们的军民挖了六七十条阻截沟，卡车直接瘫痪。一班班长张洪庆和三班班长黎明岗一声令下，十几颗手榴弹劈头盖脸就砸了过去。伪军当场吓破了胆，四散奔逃。竹田这老小子一看情况不对，溜下公路就往博城方向狂奔，一边跑还一边盲目射击。可他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哪跑得过咱们血气方刚的战士？黎明岗紧追不舍，眼看要被追上，竹田抽出东洋刀发疯般乱舞。就在这时，大宁村的民兵李培松猛掷一枚手榴弹，当场击中竹田的鬓角。黎明岗趁他一愣神的功夫，空手夺白刃，一把缴了他的东洋刀。这下，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彻底成了阶下囚，因为他赖在地上死活不走，民兵们干脆借了头毛驴，把他一路颠簸着送到了根据地。 真正精彩的博弈，其实在他被俘之后才刚刚开始。 竹田作为当时中方俘虏的日军中军衔较高的高级军官，被押送到了渤海军区。负责见他的，是敌工科科长符浩。符浩可不是一般人，他1937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和驻日大使。 两人一见面，符浩就注意到竹田头上缠着白纱布。竹田立刻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瞪着眼睛控诉，说八路军口口声声优待俘虏，暗地里却动手打人，他头上的伤就是被俘后挨打留下的。 符浩刚想问明原委，旁边负责押解的战士直接揭了老底：“竹田只说对了一半。”原来，队伍回根据地路过一个村子休息时，村民们听说抓了个“太君”，都围过来看。谁也没料到，人群里一个还没到上学年纪的小孩，突然捡起地上一块破瓦片，使出吃奶的力气猛地砸向了竹田的头。这头上的伤，纯粹是这个中国幼童的“杰作”。 作为一个出色的敌工干部，符浩立刻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细节。他没有顺着战俘管理条例去讲大道理，直接让翻译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告诉了竹田，并且趁热打铁地甩出了一句直击灵魂的拷问：“这件事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很值得你深思，为什么一个三尺孩童对日本侵略者如此仇恨？” 这句话，犹如一记重锤，彻底粉碎了竹田残存的军国主义幻想。长枪大炮可以被视为军人的交锋，但一个不知人事的孩童，凭着本能用瓦片砸向他，这说明日本侵略军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到了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地步。他们面对的早已没有任何可征服的余地，只有一片绝对仇恨的汪洋大海。听完这话，竹田低下了头，一言不发。经过这次灵魂洗礼，再加上松木等反战同盟朋友的教育，竹田很快转变了思想，主动要求加入了反战同盟。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咱们当时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配合得天衣无缝。符浩科长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纪实散文《竹田大尉的创伤》，署名黄木，发表在《渤海日报》上，甚至被当地耀南中学收录进了《国语选编》。 文章的威力有多大？它不仅教育了群众，还成就了一段革命姻缘。当时在耀南中学读书的焦玲，被这篇文章深深打动。后来焦玲调任军区宣传部干事，两人在演兵场上偶遇。符浩对焦玲一见钟情，在选举模范党员时，他被焦玲的事迹感动，郑重地投了她一票。抗战胜利后，经过组织的牵线搭桥和焦玲的慎重考察，两位革命战友最终结为了相伴一生的伉俪。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建立在共同信仰之上的爱情，显得尤为浪漫和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