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机构和叙事定义意味着，作品技巧层面的完成质量和普通受众的反应，在分配艺术家地位时没那么重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识别每件艺术品中的两个关键价值。艺术哲学家托马斯 •库尔卡解释说，一个是审美价值——为观众提供审美体验的能力，另一个是艺术价值——艺术品能充当其时代的艺术世界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艺术家地位要求作品能实现艺术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无论艺术家是否有意寻求那些解决方案，其他人可以将这种艺术价值加到作品头上。

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惯例的概念来进一步解释。艺术品的审美价值衡量的，是艺术家如何熟练地使用以及滥用现有的惯例来诱发观众的情感体验。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写道：“作曲家可以创造并摆布听众对接下来会出现何种声音的期望。然后，他们可以延迟满足这些预期，在其中加入波折，当期望最终得到满足时，会产生紧张悬念和如释重负感。”这些审美感受及其相关的情绪作用，是大多数人判断艺术的方式：我体验到什么没有？我是否能从这次经历中获得一些东西？

另一方面，作品的艺术价值衡量的，是艺术家发明的独创性——即所提出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的惯例并提出了新的惯例。正如我们在制度与历史定义中看到的那样，艺术地位的评价者往往是艺术世界受过相关高深教育的业内人士，他们对现有的艺术惯例了如指掌。要打动他们，创作者不能只是对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的风格进行表面上的改变，而必须从根本层面上挑战既定的艺术观念。用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那句名言来说：“天才的首要任务恰恰就是发明一种刻板印象。”如在别人发明的刻板印象的框架内进行创作，创作者只会成为模仿者，而他们的作品仅仅是符合“趣味”的标准。

乍一看，艺术价值似乎是衡量想象力的更优指标，但打破常规惯例是一项高度结构化的活动。新发明要求对以前艺术家的作品先给出“回答”。正如画家兼理论家约翰•D.格雷厄姆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一件艺术作品，是提出来并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给定的任何一个时间点，艺术世界都聚焦于艺术家们试图解决的、受到公共关注的一组特定问题。几个世纪以来，绘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某些技巧和惯例如何可以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再现世界的画面。当摄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19世纪晚期的画家们转向了新的关注点。巴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在其立体主义时期，探索了怎样在平面画布上绘制所有三个维度；另外，通过尝试描绘运动，意大利未来派画家翁贝托 • 波丘尼和贾科莫•巴拉则试图给画面添加第四个维度。这四个人在其生前以及在后世，都因这些新颖的方法而获得了艺术家地位。

解决某个时代的问题——这种需要意味着，艺术价值总是取决于相关语境：约束创作过程的一组参数。艺术中可能存在无数的潜在问题，但要获得艺术家地位，艺术家必须去解决当下大家达成共识的问题……对艺术史的深入了解有助于追求创新，因为那不仅指出了以前寻求解决方案的种种尝试，还揭示了尚待解决的问题。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说过一句颇受喜爱的格言：“不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就是剽窃。”而此话背后的奇怪逻辑，则由前述关于艺术史的论点提供支撑。在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看来，诗歌从根本上而言是年轻诗人反抗其前辈的一场战斗：诗歌“不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而是艺术与艺术之间的对立”。因此，天才的发明必须嵌入到艺术史中，由问题与解决方案构成的“不间断的链条”上。

20世纪成功的艺术家，为了追求艺术价值往往不惜损害作品的审美价值……对艺术价值的追求使艺术家远离舒适的惯例，而这就是要点所在。但是，文学评论家芭芭拉•H. 史密斯写到，这种专业化经常导致其本身产生“排外主义”的局限，“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任何其他人，因此越来越无法根据我们自己的反应来预测他人的反应”。这导致关注艺术价值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与看重审美价值的更广泛的一般观众（他们可能将审美体验等同于娱乐）之间产生明显的分裂……大多数观众只乐于接受轻度的创新，而不欢迎对他们喜爱的艺术形式的重大挑战……艺术价值对主流观众的吸引力较小，这也解释了大众为何长期以来对抽象绘画不屑一顾：“我三岁的孩子就能画这个。”但是，如果抽象艺术家的作品旨在回答一个“相关问题”，那么，这就不是你三岁的孩子也能办到的。

所有艺术风格和标准的任意性，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撕碎它们并重新开始。人类的艺术鉴赏潜力如此之广，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垄断审美体验，也无法解决艺术界的每个问题。每个既定的惯例都存在缺陷和过度。学术规则和传统会变得停滞，限制活力。过度智性的艺术可能会脱离人类的情感。波普艺术太容易融入商业主义。达达主义的虚无主义往往与没头脑的无聊恶作剧难以区分。任何时候，叛逆的艺术家总是有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要么真诚地为前述这些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要么利用既定秩序的缺陷来证明某种新立场的正当性以谋取私利。

在追求艺术价值的过程中，对艺术家地位的争夺，将艺术界变成了志在上位的艺术家和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之间的战场。快速爬升的新人，对主流风格提出激进的反对意见，一旦他们成功占位，新一代的后来者又会对以前的这些激进反对派提出激进的反对意见。这就是为什么艺术的故事往往是辩证的。艺术运动不是对方法和概念进行缓慢、渐进的改变，而是迅速地从一个极端位置摆动到另一个极端位置。

重视激进创新的社会，最终会拥有更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系统、巨量的文化产品和丰富多样的感受力。但是也有两个不利之处。首先，激进的否定往往会通过最终回到其起点来“耗尽”自己。墨西哥的现代主义诗人奥克塔维奥 •帕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指出：“反叛变成了程式，批评变成了修辞，越界变成了仪式。否定不再具有创造性。”这导致人们对“后现代”时期的下一步行动产生了很多困惑，而其中一种尝试方案是回归前现代的思想。

其次，对独创性的要求，促动许多艺术家打破了深深植根于我们大脑中的惯例，以至于这些艺术作品从未能赢得大批量观众。因追求艺术价值而拒绝审美价值的艺术，往往会停滞不前，成为“元艺术”——无法激起情感共鸣的智性练习。没有包容的审美体验，艺术就会囿于精英圈子。